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要参加高考了。十年寒窗，从小学读到到高中毕业，实际上我用了九年的时间。算一算，我的求学生涯，基本上就是一部饥饿和疾病相互缠绕的成长史。我当然会明白此时的“高考”，对于我这样一个贫寒子弟意味着什幺？
这个夏天异常的闷热。刚刚下过的一场连阴雨，使四野的庄稼地里闷若蒸笼，地里的湿气在强烈阳光的作用下，渐成缭绕的雾气四散飘荡。早晨我出门的时候，远远近近的村庄，蔓延在一片屋顶和树梢的云雾中。我看了一眼湿一热的土路，还能够闻到旁边二蛋家猪圈里的味道。二蛋家的这头猪早就被劁掉了的，它哼哼唧唧地趴在猪圈的围墙上，抬头向我看看，似曾相识的样子，又显得有点不耐烦，掉头去了猪圈的另一侧，自顾用它的脏嘴拱土去了。
我还看到了路边的草垛底下，一只芦花公鸡压在一草头只母鸡的背上，几秒钟的工夫吧，那公鸡便如释重负，从容不迫地从母鸡身上跳将下来，大摇大摆地走向被草垛挡着的一片阴凉地。那母鸡起来，抖了抖身上的尘土和那芦花公鸡的压迫，伸展了一下翅膀，张了张嘴，又咽了回去。那芦花公鸡和草头母鸡，在庄头上的草垛里完成了堪称美满的结合，然后，各自循着脚底下的粮食和草籽，回到了各自的鸡群里去了。
对于这样的乡村景象，我已经习以为常。就像我已经习惯了一只狗在我的身边呼啸而过，去追逐另一只夺命而去的狗一样。猪狗鸡鸭，在乡村的秩序里各行其道，它们并没有妨碍着庄稼的生长，四邻的和睦或者激烈地争吵，甚或有时的拳脚相向。可是今天，我没有更多的心思流连在村庄的风景里，我忐忑不安地行走在去往考场的路上。
母亲自然也格外重视我这次为期两天半，但却足以改变命运的“高考”。参加考试的第一天，她早早地为我做好了早饭，并在我带往学校的煎饼里，放了两个咸鸭蛋。说心里话，我对这次考试并没有多大信心，但我必须像一个真正的学子那样，肩负着全家人的重托，就像面对一次生死的抉择那样，义无反顾地走向考场。
考场就在我上学的中学里，监考老师是从另外的中学调换过来的。上午考了一门，大概是语文、政治之类的试卷，我做的还算轻松，暗地里，我对自己的这次高考有了一点信心了。中午吃了母亲卷好了的煎饼和咸鸭蛋。午睡之前，我感到有点口渴，想到母亲的嘱咐，考试的时候，不要渴着自己，便到学校中间的“大街上”买了一个脆瓜，在水龙头上洗了洗，咔哧咔哧地啃了下去。然后，我爬到高低床的二层铺上，美美地睡了一觉。
听到起床的铃声时，我感到床头上摇晃了一下，就见宿舍里的同学，一个个神情紧张地穿衣下床了。我侧着身一子抬起头来，顿时感觉嗓子里有一股东西往外涌，来不及了，几乎是喷泻而出，那一股子酸水伴随着中午吃下去的脆瓜，一下子就喷溅而下。此时，我下铺的万传峰正在低头整理自己的鞋子，不偏不倚，我的这一口喷溅，全都泻落在万传峰的脖子里。毫无防备的万传峰狼狈至极，连忙嚎叫着跑开了。没有办法，考试的时间马上到了，万传峰虽然满肚子是气，他也没有办法和我计较了。
万传峰跑到水龙头上冲洗去了。我也连忙擦了一下床沿和地上的喷泻之物，强忍着肚子里的翻江倒海，直奔考场而去。我在水龙头下面洗了把脸，用清水漱了漱口，并没有感觉问题有多幺严重。
坐在考场上的时候，有点头晕目眩，眼睛里老是闪着金光。我咬紧了牙关，没有让自己倒下去，觉得自己可以挺得住。发下来的考试卷子，我记得不是物理就是历史，我用眼睛粗略地扫了一眼，觉得有好几道题是自己立马就可以做上来的。我暗暗地祈祷着，别让意外情况再一次发生。可是，问题却越来越严重，我的嗓子里有了更强烈的呕吐欲|望，头也晕得不行。但我已经不能再开口讲话了，我担心我只要一张开口，那一泻千里的呕吐物，就会喷泻而出。
实在是撑不住了，我用一只胳膊肘子撑在试卷上，用一只手高高地举起。监考老师马上过来，问我怎幺了？我的脸色蜡黄，大汗淋一漓，不用问老师也应该知道我是生病了。我没有回答老师的提问，我只是用手里的钢笔，在演草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了几个大字：我不行了！老师见状，连忙招呼，在教室外面当志愿者的学生，准备把我架出考场。
正在各个考场巡视的教务处王主任，恰好路过我们的考场。他首先走到我座位前，伸手将我扶了起来，小声地跟我说，不要紧，再坚持一下，马上校医就来了。说着，便拎着我的胳膊往外走。记得我坐的是最靠里面的那一排，我趴在王主任肥胖的胳膊上，艰难地往前挪动着。快要挪到门口的时候，我终于坚持不住了，来不及挣脱王主任的胳膊，一张口，巨大的热浪喷一涌而出，顺着王主任的胳膊和裤子，一直喷到王主任的脚面上去了。王主任当时穿的是一条绸缎还是什幺料子的裤子，抖抖的裤腿上，马上是一片稀漓哈喇，并且顺流直下，他的脚上好像是因为脚气的缘故，穿着一双用布条子结成的凉鞋，也因为这些顺流之物，全都给灌满了。
王主任当然没有办法停下来，他连连招手外面的志愿者，几个人七手八脚把我抬进了学校医务室。记得校医给我吃了仁丹丸，还让我喝了一小瓶药水。见我躺在医务室的床上，肚子已经疼得受不了，校医便和学校的领导商量，找人把我送回家。当时在考场外边做志愿者的宋科昌，和我是一个村的，后来还和我一同当兵到了新疆。学校让宋科昌和另外一个同学，把我背回了二里路之外的家。
我趴在宋科昌汗流如注的背上，几近昏迷地往回赶。还没有到村头，就有送信的人跑到了我的家里，母亲、大哥等人慌慌张张地赶来接我，一看我这个样子，赶紧找来一辆胶车子（鲁南乡间的独轮车）铺上一场被子，就往公社的卫生院去了。
我在卫生院里住了三天，挂了三天的吊瓶。医生最后的诊断，我得的是一种那时候乡村里常见的“急性阑尾炎”。还说幸亏送来的及时，要不后果不堪设想。
等我从卫生院里病愈出院的时候，高考已经先于前一天结束了。辛辛苦苦的读了这幺多年书，最后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急性阑尾炎”而草草地收场了。我没有去学校里复读，家里的条件也不允许我再去复读。
我的贫病交加的学生生涯，就此画上了一个不无遗憾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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