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把一次加塞儿念念不忘地回味上三十年，是因为那次加塞儿给了我太及时的报应。
那时，我还是一名年轻的士兵。作为戈壁滩的军人，能去一趟古都西安，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所以，接到带队去三四零四工厂接车的任务后，我和我的八位战友就别提有多高兴了。
料想不到的是，当我们在陕西省军区招待所住够一个星期之后，心情就变得烦躁起来了。我们似乎很难与繁华的城市融合，我们不愿再客居闹市，迫不及待地想回到火热的军营去。于是，我便整天守侯在西安火车西站催要已下达计划的车皮。
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事情都得跟着计划走。而最没准的事情就是“计划”。本来，我们九个驾驶员接九台汽车，每人一台开回来就完了。计划一出，却需要五台六十吨大平板从铁路运回来。可是，铁老大并不执行计划，车皮迟迟不能到位。我这个带队的只好在计划处软磨硬泡。凭着一张甜嘴加一星期的磨功，汽车总算上了火车，我们也进入岗位开始了漫长的押运旅行。
早晨上车，中午还不见车动。忍耐不住，我们又去磨调度。调度开始十分冷淡，说任何人都必须排队。直到傍晚才渐渐变得热情起来，告诉我们西安东站正在编组，如果我们确实想走，他可以把我们甩到东站去加塞儿。我们自然感谢调度的特殊关照，欢呼着去加塞儿了。
当晚即离了西安。火车一动，我们就钻进汽车驾驶室蒙头大睡。大概是野战训练成绩都很好吧，这一一夜人人睡得十分香甜。清晨起来，才发现车皮竟然停在了咸阳站——这一一夜只走了三十公里！接下来又出现了更可怕的事情，我们的车是每站必停，停下就没了钟点。哪怕是一个只有两股道的车站，它也会没完没了地“站”着。去车站一打听才知道，我们的整车计划，让那个被磨烦了的调度一个加塞儿编进了零担货车里。哪年哪月能回到宁夏，就看各个车站的调度大爷肯不肯开恩了！
五天之后，我们到了一个叫社棠的车站。这个车站不算太小，有站台有侯车室也有正规的职工食堂。停车后，我照例带了香烟去调度室通融，调度却告诉我：前方的天水站正在施工，零担货车只能在此排队等候。什幺时候天水站有了站位，我们才能前进。等了三天，排在我们前面的车皮没少几台，后面的队伍反倒很快拉长了。前后数一数，还是后面的少些，于是又去求调度先从后面发车，把新到的往前排，让我们加个塞儿先走一步。那时正是雪后初晴，西北风硬得像用秃了的竹扫把，从早到晚在我们的脸上身上扫来扫去。调度看我们一个个狼狈不堪军容不整的样子，很为难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谁知却更加乱了套——由于各班调度协作不好，出现了前面后面都发车又都排队的混乱局面，夹在中间的我们自然是两头不沾边了。
在这个小站住到第七天的早晨，我们又一起去车站食堂买饭。站在打饭窗口，我们却面面相觑尴尬万分，这时我们才发现几个人身上的钱全用光了！这顿早饭，我们搜尽口袋每人只分到了一两稀饭！
我们不得不为自己的肚皮想办法了。那时的通讯是无法解决紧急问题的，我们只好拿出所有能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派了两名甘肃籍的同志徒步去天水武装部求援……在焦急等待他们归来的一整天里，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我从第一次打破计划加塞儿起，就把弟兄们带上了一条漫漫无期的“长征”之路，而这之后为加塞儿所做的努力，则把这条路进一步延伸了。更糟糕的是，我在西安就把所带的公款借给弟兄们花了，而我却认为他们还带着足够的伙食费呢！
天黑以后，两位求援的兄弟终于回来了！他们借到了两百元钱三十斤粮票却舍不得花钱去坐车，又顺着铁路走了回来。当我们第二天又出现在车站食堂时，食堂的师傅还以为站台上又新住了一拨解放军。我们饿了一整天，但我们是军人，我们不能去讨饭吃。
离队后的第三十五天，我们终于回到了温暖如家的军营。我们确信，有这三十五天的时间，我们完全可以徒步去西安走一个来回！
我们并没受到任何批评。我们都已经很累了。不过，我们心里都知道我们犯了错。只是，我们始终不明白自己的错误在哪里——是加塞儿错了还是计划错了？或许是其它什幺更重要的地方出了错？懵懂之中，小小的我只能尽力做到一点——再不去加塞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