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茜/口述刘宗永纪箟/整理
我讲得虽然是梁家的一些家庭琐事,也反映一个时代的过程。很多人就说你们家的这些悲欢离合,风风雨雨,反映的就是中国五十年的时代变迁,有很多知识分子都大同小异,有类似的遭遇。
梁家家事
梁实秋故居在北京东城内务部街20号,现在门牌是39号、40号、41号。我曾祖父是满族,在清朝是四品官儿,八旗,生下来就有皇粮。四品官儿也不算小,收入比较多,此外还在北京和南方经商,他就买了内务部街这套房子。这处故居起码有二百年以上的历史。
我曾祖父叫梁之山,他不能生育,后来就抱了一个孩子,我爷爷实际上是一个汉族,好象是从沙河那儿一个农民家里抱来的,刚出生就抱我们家了,我爷爷的亲身父亲、母亲不是满族,是汉人。
我爷爷和我奶奶一共生了13个孩子,除一个夭折外,其他都长大了,6个男的、6个女的,我父亲排行第二,那时候叫梁治华。我大爷去世早,死于肺病,他儿子也死了。在清朝的时候都讲究妇女殉节,如果丈夫和儿子都死了,女子就要殉节。我大妈殉节以后,后来慈禧太后知道了认为这是贞节烈女,所以就赐了一个牌坊“贞烈可封”,大石头牌坊,树立在双榆树。当时那个地方有个双榆树村,给了13亩地立了一个祠堂,表彰这些在丈夫七天没有出殡时自一杀,跟丈夫一起出殡的贞节烈女。后来那个地方拆迁了,变成双榆树商场。
我母亲的娘家在安徽会馆附近。他们是一个大家庭,有小叔子、姑姑、婆婆都在一起住,后来我妈妈为什幺也没上大学,因为经济比较困难,她父亲死了,我外婆是一个小脚妇女,连文化都没有,也不能挣钱。所以后来我妈妈很早就上香山慈幼院那儿工作了,日后学习画画。她跟我姑姑是同学,这样介绍就和我父亲认识了。以后他们在四宜轩约好,我爸爸上美国留学,我妈妈等他三年。我爸爸本来应该念四年回来,可是三年就回来了,因为说好了三年,不回来怕我妈妈跟别人结婚。那时候妇女只要家庭一给说好了,包办了,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所以他三年以后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跟我妈结婚。
我妈妈做饭,他在小屋里写莎士比亚,我妈妈就给他做点小吃送去。他喜欢吃虾,有点糖味的烤虾,我妈妈给他做好一小盘,给他送屋去,他也不出来,在屋里拿手捏着就吃了。我妈妈也不是学做饭的,但是她自己可以钻研,所以她做饭我们大家都爱吃。我们吃打卤面,我妈做的特别好。我妈包的饺子,我也觉得特别好吃。我父亲经常外面吃饭,有时候回来告诉我妈今天做了什幺好吃,我妈就模仿给他做。反正他的衣食住行离不开我妈。关于他跟我妈的历史,有一本书叫《槐园梦忆》,他写的很动情,就是一辈子跟我妈在一起生活的琐事。我妈死了以后,他简直觉得痛不欲生了。现在我妈埋在美国了,为什幺叫《槐园梦忆》,我妈埋的美国墓地叫“槐园”,我妹妹把我父亲的那些纸笔也和我妈埋在一块儿。
一生翻译莎士比亚
我父亲一生所从事的,如果说最多的话就是教育。他从20几岁就当大学教授,一直到65岁退休,没干过别的事儿,别的都是副业,写作都是副业,正经的职业就是教书,他说我是个教书匠。他的学生真的是桃李满天下,到处都是他的学生。因为他教了一辈子书,他写的那些教科书的讲稿现在都在台湾,大学的、中学的、小学的都有。
如果说他业余的就是写作了。他一生比较大的就是翻译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怎幺开始翻译的呢?因为他在学校教西洋文学,当然莎士比亚是在西洋文学里是代表性的,他讲课就讲这些东西。当时胡适当校长,胡适就委托梁实秋、闻一多等四个人翻译莎士比亚,可是后来,因为这个部头太大了,莎士比亚有40个剧本还有十四行诗,如果说都翻译了,这个工作量不用毕生的精力都是翻译不完的,而且莎士比亚的文字有很多都是一些古英语,很难翻,不是有很深英语造诣的就很难理解,不能把它的原意翻出来。另外还要中学文字上的秀美,要有这个修养,没有这个也弄不了,所以那三个人就干别的去了,不干这个事儿了,结果把这个任务就都放在梁实秋一个人身上了。梁实秋接了这个以后,他就决定这一辈子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完成。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就翻译莎士比亚,一直翻译了好几十年。到他70岁的时候,在台湾开了一个盛大的庆祝会,庆祝完成了全部的莎士比亚。但是这个中间是历经了很多风风雨雨了。20岁开始翻,翻到70岁,一年翻一本的话,不能间断,而且要找很多参考资料。我记得他那个牛津大字典都特别厚,都是从英国买来的,英国书店跟他长期都有联系,有什幺新书和参考书都给他送;他一看目录要什幺书,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都给他送书,这样他就整天在书房里。除了教书以外,翻莎士比亚,那时候他还编一些杂志什幺的,整天就蹲在书房里。他为什幺感激我妈妈,他家事不管的,都是我妈妈管,他成天就在那里面就是书呆子。家务事、带孩子都是我妈妈管。他说,没有我妈妈的话,翻译莎士比亚全集都完不成。他有痔疮,痔疮有时候流血他也不知道,他就一直写,后来我妈发现他椅子上有一大滩血。当他专心致志写作的时候一切疼痛,其他的事情全忘了。后来我妈妈又给做一个大棉垫,以后就坐在上面工作。
另外他编了一套字典——《远东英汉大辞典》,属于工具书,收录了八万多条字汇,当时中国字典只有三万多条字汇,这个他是用了三年的时间,他发动了200多人,全世界各图书馆都跑遍了,收集资料,编了一套英汉字典,然后分类出版,有医学的、科学的、历史的、文化的等等,有30多个版本。当初联合国用的英文字典就是梁实秋主编的这本字典,我原来也不知道。为了去美国探亲,我到美国领事馆签证。他问我:“你是梁实秋的女儿?梁实秋是我老师。”我说:“怎幺会是你的老师呢?”他就从他一抽一屉里拿出一个黄本的英汉字典,他说:“我天天都在看他的字典,所以他是我的老师。我给你办移民到美国去吧。”我说:“不行,我在中国当律师,我这儿有工作,我去探亲一个礼拜就要回来的。”他说:“那好。”赶快就给我办了手续。另外,他还翻译了10多种其他英语文学名着,比如现在热销的《随想录》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翻译之外,住在重庆北碚的雅舍期间,他写作了大量随笔散文,后来结集为《雅舍小品》、《雅舍散文》等,出了30多个版本,被译成多国文字,风一靡一全世界。
当然他也有一些嗜好了,那会儿在北京他喜欢放风筝。好像老北京人都爱放风筝,我父亲放风筝可是挺讲究的,现在的风筝可能不那幺普及了。那时候我们家放风筝,各种大沙燕,有瘦长的叫瘦沙燕,一般的叫普通沙燕,黑色的叫黑锅底,还有龙顶鱼,那个眼睛能翻的,还有孙悟空。我们风筝上面都带着那个小鼓,还有上面带琴,一拉风一兜,琴就响,放上去以后就跟有乐器的声音似的。我们使用的线都不是普通的棉线,那个线不结实,放远了就会断了,都使用的是老弦,就跟拉胡琴的弦一样,特别的结实。有一个放风筝的线车,拿手一拨就转。那个轴都是硬木的轴。放远了以后,要是风平浪静的时候,把它拴在我们前院的柱子上一一夜,第二天早上还在上头。可是这里面有时候也会有麻烦,因为好多人家都放,天上多了,会打架的,有时候把线缠在一起了,一看线缠在一起赶快往回倒,你不往回倒,人家把风筝拉人家去。我父亲喜欢玩儿这些东西。
平常他是逛书摊,上琉璃厂、荣宝斋、海王村这些地方逛书摊,人家那儿老板都认得他。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逛厂甸。在北京过年好象习惯都去逛厂甸,就是一种庙会的性质,在新华街上搭上棚。很多摊贩都集中到那儿去,吃的东西、用的东西,甚至金银珠宝翡翠,现在都差很多了,那会儿卖羊头肉、奶酪、炸糕,反正都是北京的这些东西。我小时候特别喜欢上厂甸,又吃又喝,又买玩意儿。他带着我们去,那会儿厂甸,喝豆汁,吃灌肠、驴打滚、艾窝窝,大糖葫芦,特别长,有好几尺长。他喜欢玩儿什幺呢?爱抖空竹。有的是两头都有圆的,中间像个葫芦似的。还有一种是单头的,这边有圆的,那边没有,这样的不好抖。大空竹、小空竹,家里有很多。他认为那个是一种运动,一到厂甸就买空竹。
老友
闻一多和我父亲在青岛大学的时候在一个学校教书,他们两人关系非常好,闻一多差不多每个礼拜都上我们家。在青岛的时候我还小,但是我记得闻一多经常来我们家(今青岛市鱼山路33号),他常抱着我玩。后来闻一多到昆明了,我父亲在重庆,两个人就不在一起了。但是那个时代,文人只有一支笔,他没有一枪一,别人要迫害他的时候,他只能用笔来反抗。那时候我父亲就说闻一多受抗战的影响很激进的。当时就有很多特务都跟踪他们,我爸爸也是被跟踪的对象,有一个小黑汽车老跟着他,他特别害怕。因为我爸爸说话嘴上没有遮拦,看什幺不对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说,得罪很多人。他就对闻说:闻一多,你自己留个心眼,你不要在公共场合这样,会受到迫害。可是当时闻一多热血沸腾,所以遭到人家的迫害。后来我父亲知道以后特别伤心,因为他们俩是很好的朋友。他喜欢下围棋,当时摆的有围棋盘,有围棋子。他一拍桌子,说:一多怎幺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呢。那棋子都滚到地上去了。因为北碚的房子是木板地,很粗糙的木板地,有很多缝,他一拍那个棋子顺缝都掉下去了,抠不出来了。后来到台湾去,闻一多给他的信一直带在身边。还有闻一多当时受害的报纸,都黄了,跟手纸似的,他一直带在箱子里。
他和冰心感情也很好。因为他们都到美国留学,是在船上认识的,聊天时冰心问他:你是学什幺的。他问冰心:你学什幺。她说:我学文学的。他说:我学文学批评的。他和吴文藻(冰心的丈夫)都是清华的同学。在美国我父亲和冰心他们都一块儿演戏,有很多活动。后来他到台湾去以后,不知道谁传说,说冰心死了,他非常伤心,写了一篇《忆冰心》的文章在台湾报纸上发表了。后来得知冰心没有死,他觉得很不好意思,就表示很道歉,说我听说你死了,没有死我就这样写你,很不应该。冰心说:不对,我非常高兴,因为一个人很难知道他死了以后,别人是怎幺样纪念他。她说:我现在知道,我死了实秋会写文章纪念我,我很高兴。
在北碚的时候,梁实秋和老舍都在编译馆,老舍就住在我们家东边。现在都开辟成立梁实秋纪念馆和老舍纪念馆。我爸爸担任翻译英文的编辑委员会的主任,老舍晚上经常上我们家去,闲着没事儿有时候打麻将、聊天。后来开文艺晚会的时候,他们俩说相声,两人都一口北京话。说相声有一个习惯,一人拿一把扇子,作为一个道具,有时候说到哪儿,敲一下,引得大家都笑。我爸说咱俩拿这个扇子可以当道具,他说:你不要敲我脑袋,你不要打我。他说我不打你。但是说到兴高采烈的时候,老舍可能忘了就敲他,一敲他,他就躲,我爸爸戴一个大眼镜,正好扇子就把眼镜给打下来。我爸爸穿着长袍马褂说相声,赶紧拿衣裳一兜,就把眼镜兜住了,眼镜没有掉地上,省得摔碎。但是底下就哄堂大笑,人家以为就是导演给他们做的滑稽的动作呢,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临时发生了这幺一件事儿,所以很多记者都拿这个作为一个趣闻。
后来台湾推荐诺贝尔奖获得者,人家推荐梁实秋,梁实秋说我不行,说这是中国代表就给一个名额,说台湾这幺一个小地方代表不了中国,人家说那你推荐一个,谁行呢?他说我看就老舍行。可是那时候老舍已经死了,他还不知道呢。后来一问,老舍死了,人家说你推荐别人吧。他想了半天,那推荐不出来了。所以后来就没有了。据说把这个名额给了日本。老舍死了以后,我上美国探亲,老舍的夫人胡絜青给我写了“健康是福”四个大字。胡絜青是书法家也是画家,我给父亲拿过去,父亲心里特别感触。
我父亲年轻的时候,与徐志摩、青岛大学的校长、《新月》杂志社的那些人都是很熟悉的。后来我父亲到台湾去了,跟这些人联系少了。像季羡林就和我父亲关系特别好。那时候季羡林在犹豫学什幺好呢,学东方语文学系是少数,全中国人没有几个人学。我父亲说你就学这个吧,学这个好,越少数越好,全中国就你一个人会。季羡林就在东方语文学系学少数语种,后来他当然推广了,他学了很多国的文字,所以季羡林对我父亲是很尊重的。在学术上我父亲也非常器重,那时候他还年轻,觉得他将来特别有出息。
中国人
我是学法律的,不太懂得文学,所以有时候人家采访我的时候,我就不怎幺谈文学的事情,因为不懂,胡说八道让人笑话,但是耳闻目染也知道一些,我父亲对于文学,他不希望有什幺束缚,他说我想到什幺就可以写什幺,不希望别人给他定一个条条框框,中国的文学上有很多流派,过去八股文就是条条框框,就得起承转合,作诗平平仄仄,就得押韵,写散文的可以超脱一些。这样就跟有些流派认识不一致,那也是可能的,但是这些事情不要去指责什幺,将来从历史上自有定论,因为每一种科学也好、艺术也好、文学也好都有流派,你说张大千的画好还是徐悲鸿的画好,那就不好比。文学上也有各种流派,当然也受各种政治思想的影响,那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生在这个时代里,不能脱离这个时代,当然那都是历史上的事情了。谈到鲁迅的事情,我知道鲁迅的后代在台湾跟我父亲关系很好的,经常上我们家吃饭去,照了相片给我。现在台湾和大一陆和平相处亲如一家了,求同存异了,就别再揪住历史的问题,历史的问题就是历史。再过500年或者5000年以后,你再回过头来看现在的事情那就更客观了。
人不管流浪到多远,对于故乡的感情永远是割不断的。我父亲死的时候,穿着一身中式的长袍马褂,不要穿西装。他上美国去,人家让他入美国籍,他说我不入美国籍,我是中国人,我以是中国人为自豪。他说如果说中国和美国要发生冲突的话,我必然要站在中国这边,因为我是中国人。
梁实秋虽然是搞文学的,但是爱国的思想贯穿在他思想里头。从我们家里来说,一直也都是教育子女都要爱国。那时候抗日战争,后院有一个井,我奶奶常年老设一个祭台,摆上水果,就是纪念抗日战争牺牲的这些阵亡将士,我们都去磕头。那时候行礼,不是鞠躬就是磕头。我父亲他对于中国,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我父亲是老知识分子,所以对于说吃也好,北京一些玩儿的东西也好,过年的风俗习惯也好,都好些体现在他的文章里头,其实这幺大岁数了,还想吃这口东西也不见得,一种感情上的寄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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