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周继唤

我的朋友周继唤

李乐学

为了拍摄兵一团一建设者开发建设新疆的专题片，我陪一个电视摄制组，一大早就从乌鲁木齐出发，直往边城伊宁。

车子经过伊宁市花城宾馆。马路边一个熟悉的背影，突然映入我的视线。我稍加思索便把身一子探出车窗大喊起来“周继唤！周继唤！”

那人迟迟疑疑回过头来，我看清的确是周继唤，没等司机把车停稳，便急切的推开车门奔了过去。两双手紧紧相握，却都不知道说什幺才好。

我简要问了问周继唤现在的住址，告诉他我们现在急着赶路，完成拍摄任务后，我一定来伊宁找他。

车去巩乃斯途中，应几位通行之邀，我给他们讲起我和周继唤的故事—

那是1970年“五一”过后的一天，我们工程连在即将竣工的天山公路进行了一次整编。然后，连队从天山腹地巴音沟，开往乌鲁木齐南山搞战备施工。

20岁刚出头的周继唤，这时编到我们二排四班。他是新班员，我是老班员；他身体廋弱但五官端正，我也正值英俊年华但体弱力单。大家都说我们俩是一对“差不多”。于是，有人背地里叫他“周差不多”，叫我“差不多李”

周继唤有一双深嵌在凸起的眉骨之下温和而略显羞涩的眼睛，张开的鼻孔和挺出的下颚与略为张开的嘴角组成一副凡事忍让的神色*。这的确是一张善良和略显英气的相貌。他的不足在于严重的口吃，口吃得不但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就连找朋友谈对象甚至去商店购物都大受影响。

周继唤的父亲曾经是四川巴中的一个朴实的山民，1958年大跃进，他母亲突患重病，父亲情急之下，把隐藏在谷草堆里的两斗谷子，拿到镇上卖了。这件事情的结果是：母亲得以住院并且保住了性*命，父亲却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成为囚犯。

父亲调犯进疆，母亲带着他赶到火车站。当被麻绳拴了一长溜的犯人们神情沮丧地出现在车站时，年方10岁的周继唤吓得不但尿湿了裤子，而且结巴得说不出话来。从此，周继唤成了一个口吃的孩子。

1964年，父亲提前3个月出狱，并且在新疆兵一团一一个施工单位就了业。用周继唤父亲的话来说，这叫因祸得福，6年劳动改造不但叫他躲过了三年“自然灾害”，而且完成了人生的身份转变——由一个农民当上了国家工人。不久，母亲便带着周继唤千里寻夫，投奔新疆而来。后来，周继唤也当上了筑路工人。再后来，就是那年“五一”过后，我们这个工程连队从天山腹地巴音沟，开往乌鲁木齐南山搞战备施工的时候了。

上级领导在动员大会上宣布：我们参加的这项战备施工，是一毛一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亲自选点的反修工程。为了抢工期，连队分成了两个大排，实行24小时连轴转施工，每个排在工地一干就是12个小时。小山似的土方，全靠着人工挖运，看上去这个活儿很简单，却要工人们付出极大的体力劳动。我们一个个干的汗流浃背，累得几乎吐血。

一次白班倒夜班，班长季贵林把我和周继唤编为一组，开始我有些不乐意，一抬眼瞅见周继唤正拿乞求的眼光望着我，我便答应了。我俩都是力弱型工人，为了完成任务，工地上小休息时的15分钟，也不敢歇着，他拽着绳子在小车子前头用尽力气拼命的拉，我双手扶把在小车后边用力推，俩人的头上脸上身上就被汗水和黄尘和成了泥浆，人便成了一个兵马俑。那时候，每个劳动力每天要完成2立方米的土方定额，工程指挥部却把定额提高到6立方米，连队领导号召大家超额完成任务，第一个月大战的结果，我们连人均日完成8立方米，获得全工地第一名。

那天夜里，周继唤上一个土包后边去方便，被一根落地电线挂住了腿，强大的电流顷刻间把他击倒在地。大伙儿惊叫着围上前去，可是谁也不知怎幺办才好？我在喀什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时当过电工，懂得触电自救和救人的知识。我招呼大家伙儿谁也别动，要不然电流就会击倒一大片。我顺手拔一出技术员插在土堆的一根木制测杆，站在有利位置，一下子就把粘在周继唤身上的电线给挑开了。曹指导员惊讶的说。“没有想到，你还真不简单”。曹指导员“五一”前调任我们连队任职，他当然不了解我这个无名小辈。一个叫胡祥云的工人在一旁说，“人家在喀什河就是电工了，一个人管一个大工地的用电哩！”指导员说：“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周继唤触电被救后，营卫生所所长蔡善德给他输了一瓶葡萄糖后，拿听诊器听了听心胸部位，说，“没有事了！”又给周继唤开了3天病假，便打发他回了连队。从此，周继唤便把我当成朋友，什幺话也给我说，尽管他对别人守口如瓶。

当初，工程连从天山腹地调到战备工地时，上级动员说当年“十一”就可以完工，大家就可以回家与家人一团一聚了。可是，我们在对外称呼“8794”的战备工地，干了一项又一项工程，到了年底领导也不说让职工回巴音沟之事。工人们回家心切，更由于他们的妻儿老小已被分户安排在天山巴音沟几百公里路段的各个道班。深山老林，危险四伏，断粮缺水，交通不便，子女无处上学，生病无处就医……远在8794的男职工人心思归，请调报告雪片似的落在指导员曹金贵的办公桌上。工程连几乎乱了套。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是指导员的灵丹妙药。

那天，下着大雪。工程连停工召开阶级斗争分析会。曹指导员列举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之后，又从一毛一主席语录本里翻开一封信，说：“阶级斗争真是处处有时时有啊！在我们工程连，有人通过写信的办法，泄漏机密，破坏三线建设……”散会以后，工程连的大院里，大批判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有不少大字报是针对我的——把泄漏国家机密里通外国苏修特务某某某揪出示众！

就像当头一棒，这些莫名其妙的大字报打得我难辨东西。一时间，乌云压顶，飞雪漫卷，再也没有人胆敢说三道四，提起与家人一团一聚之事了，大家都以阶级斗争为纲，查问题，揪敌人。包括我在内的所谓有问题的职工，一个个愁眉苦脸接受批判交待问题。我的所谓问题，出自我写给家人的一封信——时至今日我也不明白这封已经贴了邮票还没有寄出去的家信，是如何到了指导员的办公桌上。我在信中写到：“父亲母亲，一党一组织相信我，批准我参加一毛一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选点的三线建设。我决心努力工作，拼上小命立功入一党一！”

功没有立成，一党一也没有入上，一片红心却换来了口诛笔伐。我痛苦难当，很快就病倒了，坚持上班到第二年夏天，直到有一天晕倒在大河坝砂石场工地。和我一起筛沙子的周继唤，给班长季贵林打了个招呼，然后背着我回到工程连住地，找到营卫生所医生蔡善德。蔡医生一检查，说是要赶快送乌鲁木齐建工医院，千万别耽误时间。

第二天，周继唤搭了一辆去乌鲁木齐给工地运水泥的汽车，送我到乌鲁木齐建工医院。值班医生是被造反派拉下马的雷副院长，他检查了我的病以后很是吃惊，说得马上住院。我们来时仓促，没有带单位的记账单，那时候工人的工资仅仅能够维持吃饭穿衣，没有多余的钱。周继唤结结巴巴好不容易给雷副院长说明了情况，雷副院长嘱咐住院处缓收我的押金，安排我先住进观察室治疗，因为我已经出现肝昏迷状态了。一周后，我才脱离险境，被转入肝病室。周继唤把自己身上仅有的35元钱留给我，让我继续治病，他身无分文搭了一辆去笈笈槽子的汽车，然后步行大半天回到了工地。

3个月后，当我痊愈出院，工程连已经被解散，组织上以支农的名义，把全部人马下放到莫索弯农八师148一团一，分散安置在各个农场连队。

下放到莫索弯的第二年，周继唤跟一个如花似玉的四川姑娘结了婚。这个姑娘在四川生活无着，投靠新疆兵一团一拜什墩农场的一个亲戚，有一点像电一影《牧马人》的故事，周继唤的父母见姑娘十分可怜，又伶俐喜人，便托人把她介绍给了儿子。

“文革”后期，工程连原班人马调回兵一团一铁路纵队参加南疆铁路建设。后来，我在一团一里当新闻干事，虽然位卑言轻，但总是想帮助周继唤一把。问了他好几次，他才吞吞吐吐的说想开拌合机。我跟连长说了一下，几天后，周继唤果然在建筑工地开上了混凝土拌合机。有一次，我在工地见到周继唤，他不仅开机子，还额外承担给拌合机料斗里加水泥的活儿，弄得一身的水泥。但是周继唤从小工当上了大工，自己感觉前途已经转变，显得很高兴。

两年后，周继唤因远在伊犁的父母年事已高，身边无人照顾，周继唤便打了调动报告，从乌鲁木齐去了伊犁，从此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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