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说：我是学生。因为他以学为乐，天天学习，年届七旬，仍旧不亦乐乎地学习。贾平凹说：我是农民。因为他来自农村，热爱农村，关注农村，描写农村。他还说过，城里人上推三代都是农民，连皇帝的爷爷或爷爷的爷爷都是农民。我没有王蒙先生那样的学识，所以，我不敢自称学生。我１５岁的时候从农村进入城市谋生，父母一直在农村，后来，自己户口在城市，虽然拔一出两条腿，但脚上还带着泥，离农村越来越远，离大城市越来越近，对农村的事没有发言权，所以，也不敢与贾平凹先生试比高。１５岁至１９岁在建筑队当过小工，出身农村却在城里工作，半土不洋，自称农民工大概不会有问题。
１５岁那年，我在一所大学里跟工程队干宿舍楼加固活。大学生的信件（多半是情书）常丢失，男生的球衣，女生的衬衣也时常丢失，第一怀疑对象就是施工队里的农民工。被怀疑的第一个理由是农民工缺钱，信件里有时夹带５～１０元；第二个理由是农民工没老婆或老婆不在工程队，农民工偷看别人情书找乐；第三个理由是农民工收入低，顺手牵羊，给家里的人偷衣服。学校保卫科对农民工十分警惕，学生常对农民工指指戳戳。这是我初为农民工的滋味。
１６岁那年暑假，怀揣火车票半价优惠学生证的我继续打工。与我一起拉砖淘沙、砸石头的虎子爱上了施工队炊事员霞儿。漂亮能干的霞儿对浓眉大眼、膀大腰圆的虎子也很有好感，大伙都说他们是天生的一对。突然有一天，霞儿被家里人叫回去了。后来才知道，城市里出一台了一个关心残疾人的政策，农村姑娘嫁给城市残疾人可以“农转非”，霞儿嫁给一个比她大近十岁的城市残疾人，结束了“农民工”生涯，成了城里人。虎子很痛苦，他愤愤不平地骂道：“什幺天生的一对，老子天生下来就是废人，还不如个瘸子。”那个政策对城市里的“瘸子”是福，对农民工虎子是祸，对霞儿到底是福还是祸呢？谁被高抬？谁被贬抑？这是我作为农民工的第一次心痛。
２０岁至２４岁之间，我与１３位同学手持大学文凭和粮本“在祖国最需要的广阔天地炼红心长才干”。农民们是高看我们水利干部一眼的，但居民子弟、干部子弟对我们这些“泥腿子干部”不屑一顾。人家说我们是“全民所有制农民”。在如花似锦的年纪里，我们没有获得鲜花，谁都说我们“人好条件不好”，“负担过重”，“住房不如泥腿子、收入不如煤黑子”。在农民的概念里，我是高不可攀的“干部”；在五十公里以外县城人的眼中，我是“旱涝保收的农民”。五年的基层经历使我始终有一种做“农民工”的感觉。
到省上工作后，境遇有很大的变化。但是，我多次给当农民工的亲戚写担保书、买车票、借钱、找住处、找工作，帮外地熟人办户口或暂住证，两次去派出所写证言材料，领回当农民工的亲戚娃。因此，我总觉得自己仍旧在“农民工”圈子里生活。正因为这样，我一听到有人骂别人“农民”，“脏得像农民工一样”，一听人说农民工是城市不稳定不安全的因素时，我心里就很难过，因为我是在城里工作的农民儿子，我的生存状态和性*质与农民工的含义完全一致，我也是农民工。
最近，温总理宣布国家要在五年内废止农业税，人一大代表呼吁“城市之大容不下农民工子女一张课桌”，李昌平等专家学者在继续呼吁“给农民国民待遇”。有些城市给“优秀打工仔转户口”，给“农民工”以“市民待遇”。这些好消息是一种好兆头。我深信改革开放的春风会吹到每一个角落，总有一天，“农民工”将不必“暂住”或“非法”居住在自己国家的城市里，因为农民工是公民不是私民，更不是天生的废人或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