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亲身经历，是想不到一个农村人在城里开店的难度系数有多大的。姑姑从开店到现在，经历的种种风波、渡过的道道难关，可以说与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无异。其实，姑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暂时离开农村，走进城市，依靠裁缝的手艺，开一个干洗店，挣几分血汗钱，供子女上大学。
三年前，姑姑向我说起这事，希望我这个靠读书“跳出农门”在城里工作的侄儿能帮帮忙。想不到，姑姑要我帮的忙，竟只是打听一下开干洗店的合适地方、需要哪些程序。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帮上这个单纯的“忙”，所以至今令人心酸——只因当时我刚从乡下调到这座小城，也是人生地不熟。
没过多久，姑姑自己选定了一个地方，开始装修。由于是加盟连锁店，除必须购置统一的设备外，所有的装饰都要按总店的要求进行设计。自然，就涉及到招牌的问题。按连锁店的要求，招牌上须注明“某某”干洗店字样。姑姑是从农村来的，对这些要求只有照办，盼着早点开张。装修完毕，顺利开张。这天，姑姑邀请我去吃饭，我因为采访在外没能赴约。然而，大概也正是因我的缺席，导致了后来姑姑遇到的第一道难关。大约正常营业了一周，穿制一服的工商们来了，不问青红皂白，就摘下新做的招牌，开出红色*罚款单，说是招牌制作不合格，没有通过户外广告审批，必须进行罚款整改。姑姑解释说我们有工商字号的营业执照，属依法经营。但穿制一服的工商们现在就是不认执照，只认罚款单。通过我在报社工作的“关系”，我电话咨询了相关事宜，穿制一服的工商们态度相对好转，说罚款不交不行，主动的话也可以优惠。于是，我将真相转达姑姑，一起去有关部门如数交了打折后的罚款。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了结了，工作人员却像是故意给我透露风声，说举报干洗店招牌有问题并要求前去处罚的人正是我单位的一个熟人，原因是广告牌没在他的公司制作，小店开张没有请他们吃饭喝酒。（我当然不信，熟人怎幺会整熟人呢？熟人怎幺会害熟人呢？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往后的工作和生活证明，事实如此，千真万确。）后来，姑姑的干洗店又断断续续遇到一些麻烦。仅顾客，就有说衣服没洗干净，要求重洗的；就有说衣服遭拿错了，前来找茬的；就有说衣服被洗坏了，硬要赔偿的……生活中五颜六色*的人，社会上七零八落的渣，都遇见过。对这些“上帝”，有理也讲不清，唯一的办法就是息事宁人。为此，姑姑为她的干洗店支付了昂贵的学费。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在社会舞台上，这个理论对任何一种职业、任何一个行业都“放之四海而皆准”。用一句农村的谚语，就是“愿人穷、恨人富”。对这座小城的这一路段而言，姑姑的干洗店是凭空多出来的，以前只有五个，现在有六个，在需要清洗的衣服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多一个干洗店，就意味着每个店里的数目要少出很多。这也给姑姑设置了一道关口。甚至关口前移，酝酿着一场同行间争夺财源你死我活的战争危机，似乎随时都可能爆发。
就在今天，终于爆发了。这位同行是一位六旬老人，与姑姑邻居。就为很小的一件事，起了口角，然后老人与我十六岁的表妹发生抓扯；然后双方受伤，表妹跑去躲了；然后老人进了医院为白衣天使们创收；然后到派出所进行调解……这事折腾了我大半天，总算告一段落。且不去评说当事双方谁对谁错，孰是孰非。现在最令我痛心疾首的是，那群当时围观看热闹、事后又以目击者身份自居的无耻看客——在一老一小发生纠纷时，不是去劝阻，而是悠然自得地“欣赏”别人的悲剧；热闹看完后，又津津乐道地向人讲述事件经过，摆出一副旁观者清的姿态，以取别人的乐来“和”自己的“谐”。
我知道，这群指点江山的看客大军中，肯定有城里人，自然也有农村人。但，对于一场并非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苦难，不论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都一样会“事不关已、高高挂起”！也许，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城里人和农村人才可以划等号，农村人和城里人才能够称兄弟。此时，城里人就是农村人，农村人也是城里人。
混凝土生活——在城市的泥泞中跋涉（２）
作者：潘德东
钢筋、水泥、砖头……这些看上去或冷或硬的城市元件，一经民工的粗手过滤编组，似乎就接种上某种感情，生长出某种色*彩。当它们不再以钢筋、水泥、砖头的身份出现，而是以高楼大厦、道路桥梁、街道雕塑的面貌出现的时候，我就会由衷地敬仰，敬仰那些将钢筋、水泥、砖头组合成城市的民工。
幺爸就是我敬仰的众民工中的一个。他是我父亲最小的兄弟，按四川方言，尊称“幺爸”。幺爸喜欢画画。每逢夜深人静，我记忆的底片上时常会弹出一些画面，幺爸手执铅笔在院子写生的情景总是若隐若现——画觅食的公鸡，写睡觉的花猫，描哈欠的小狗，绘调皮的我们……幺爸还喜欢唱歌。记得当时很流行刘欢的《少年壮志不言愁》，幺爸有事无事地哼唱，我们也跟着学会了诸如“历尽苦难痴心不改”之类的句子；不过，我更喜欢听他吹口哨，吹口琴，吹短笛……
本来，和我父亲一样，如果条件允许，幺爸是完全有可能脱离农村、改变命运的。但因为农村实在太穷，尤其是那个整体上还在为解决温饱“摸一着石头过河”的年代，他不得不做出了我父亲当年就做过的决定——放弃读书，养家糊口。就这样，幺爸与脱离农村的机会失之交臂。我清楚记得，直到结婚，他都一直是怀揣着“大学梦”出入于家门、往返于田畴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幺爸在村校做过代课教师，跟我父亲一道背着背篼下乡做油漆工，跟二爸一同进重庆城做打杂工，几兄弟一起在乡场上做祖传的铁匠……这些都是相对久远的事了，稍近一点，大概在我读初中时，幺爸从城里回到农村，用打工的血汗钱修建了一座一楼一底的砖石结构新房。然后在乡间做石匠、木匠，种粮食、种西瓜、栽果树、开商店……大约这样坚持了十年，幺爸决定再次背景离乡，进城务工。因为农村的收入确实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如除去劳力和成本，可能每年还要倒贴。
幺爸随一个在外包工的同乡重新走进了城市，并投入到不断为这座城市添砖加瓦、舒筋换血、新陈代谢的革命中。不过，进了城，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脱离农村，也未真正意义上的改变命运。幺爸每天的任务就是行走在城市的钢丝上，口吞扬尘，脚踩高空，用汗水揽拌水泥，用热情砌起砖头，用枯燥的馒头填补着物质的空白，用疲惫的眼神支撑起精神的天空，修桥筑路，掘地造房……幺爸说尽管如此，还是比在乡下有盼头。他打电话回家说，就是担心包工头不给工钱。我说，都是熟人，包工头不会这幺无情的。也许，幺爸已爱上了城市的打工生涯，毕竟在城里打工比农村要强一些。苦是苦点，累是累点，只要出力气就行。力气这东西，今天用了明天又有了。怕啥呢？
然而年前，让幺爸感到后怕的一件事还是发生了。那天，他帮一个在一起打工的乡邻带了1000块钱回家，在火车站被人骗了。幺爸回到家一直不敢提这事，脸色*铁青。我们感觉不对劲，最后问清了原委。原来，他从火车上下来后，只是几个陌生男子神经兮兮地向他打了一声招呼，他就自觉自愿地把装在衣服深处的那1000块钱连信封一起给了陌生男子。事后才知，当时可能中了陌生男子的迷一药。有媒体后来披露，说火车站有一伙人专门用迷一药洗劫打工者的钱财，如果打工者没被迷住，他们就会来硬的，直到钱到手，才肯人放手。幺爸是个汉子，很少见他掉过眼泪，然而，说起这事，他落泪了。
小时候，我因吃多了李子生过一场大病，肚皮胀得滚一圆一滚一圆，钻心地痛，差点断送性*命。那是一个暑假的夜晚，借着朦胧的月色*，母亲和幺爸连夜将我背到三十里外的邻镇医院，经急诊抢救，挽回我一命。许是月色*太暗，许是过于着急，那晚，母亲和幺爸好几次都掉进路边的稻田，然后又继续前行。也是从那时起，那份超越亲情的真爱一直深深地感染着我，不时撞击我良知的城门，引领我内心的航向。当听说幺爸受骗的经历，便很自然地想到那些跟幺爸一样打工在外的民工，想到他们至今仍在城市的泥泞中挣扎——一方面卖力地搬砖运瓦，用一腔热血浇筑混凝土，美容城市的肌肤；一方面又拼命地追薪讨薪，用满脸绝望上演“跳楼秀”，一抽一打城市的耳光！不禁，扪心自问，拿什幺拯救你——我的幺爸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