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当时现状的一种逃避。
黄仁宇在其撰写的《万历十五年》文末中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从这段文字里,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现状,那就是明朝社会此刻已经一塌糊涂,文臣多贪婪,武将多怕死。所谓的"东林七君子",其实是腐儒误国。试想,身为一介皇帝,九五之尊,看似贵不可言,大权在握,却令不能行、禁不能止,连个心腹干将都没有,成为了真正的"寡人"一个,又能奈现状如何?若与天下士子为敌,神宗不仅没那个气概,也没那般能力。唯有"眼不见心不烦",选择逃避的方式,尚且可过得安生些。
其三,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言官制度的一种抵抗。
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颇讲言论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们可以放开了提意见,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后宫琐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尽管说来,不要害怕得罪皇帝。明代再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昏君"、"杀谏官"的骂名,实在气极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言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顿而已。
正因如此,明代言官普遍的作风是,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重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捞取政治资本。
所以,那个时候,不仅皇帝常常被骂,就连明朝各位名臣,也没有一位能够不挨言官"骂",如海瑞、杨涟、左光斗、张璁、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申时行等等,都深受其苦。其实,那些喜欢骂人的言官,也不断会被人骂。在一个以"骂"人为荣耀、被"骂"为正常的年代,只打口水仗,不做实在事,就暗藏悲剧在其中了。
明亡于万历皇帝的说法由来已久。《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清高宗乾隆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则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评价,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主要是源于缘于万历皇帝30年怠政,表现在其所谓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上。按说,万历执政前10年,是明朝中后期一个辉煌瞬间,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他为何突然要"六不做"呢?细细分析,若说被言官骂成如此,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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