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不仅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而且是官场不倒翁,从来没有被贬或者撤职。不仅如此,他的儿子、孙子代代做官。然而,不给人送礼而又四处“得罪”人的包拯缘何在宋朝的职场上步步高升呢?其中缘由得从包拯的人生哲学说起。
公元999年,包拯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他的父亲包令仪做过礼部侍郎,后辞官回庐州(今安徽合肥)老家养老。包拯并不像戏曲中说的那样,父母早逝,靠哥嫂抚养成人。相反,真实的包拯兄弟三人,两位哥哥早年去世,赡养父母的重任便落到包拯一个人身上。
包拯28岁就考中进士。按照宋朝法律,进士可以入仕为官。可是,包拯几次辞掉官职,在家赡养父母。一直等到父母去世后,包拯才入仕。百善孝为先,包拯没有入仕就成为名震朝野的大孝子,类似于现在的网络红人。这种品德看起来似乎与职场无关,但是,它为包拯入仕赢得了舆论氛围和群众基础。此其一。
有真本领是包拯的第二条人生哲学。包拯5岁就开始熟读史书,研究古代贤人的思想和经典案例。这使包拯入仕后能够对工作游刃有余。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办案程序进行了改革。在此之前,告状者先将状纸递交给衙吏,再由衙吏转呈。而衙吏却借此敲诈勒索,致使冤屈者常因为送不起钱而告状无门。为此,包拯在衙门口设置了一面鼓,冤屈者只要击鼓,包拯就升堂问案。这种做法深得民心,迅速被朝廷在全国推广,并代代相传。这就是击鼓升堂的来历。正因为包拯有了这些真本领,才能够侦破诸多复杂案件,赢得了“包青天”的美誉。
为领导解忧是包拯的第三条人生哲学。包拯的最大领导当然是宋仁宗。对于宋仁宗,包拯不送礼,不拍马溜须,而是真心实意为宋仁宗排忧解难。1050年,包拯升任天章阁待制。他上任第一天,就精选了唐代魏徵的三篇奏议,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下来,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心头一热, 马上就把包拯当成了自己人。宋仁宗自幼亲生母亲不在身边,心中常常思念和感到遗憾。包拯急领导之所急,费尽周折,终于找到流落宫外多年的李娘娘,让宋仁宗母子团聚。宋仁宗因此感激得热泪盈眶,赏赐包拯半个庐州。包拯推辞不过,只要了庐州城外半条护城河。如今,这条河还叫做包河。
洁身自爱是包拯的第四条人生哲学。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包拯知道,如果自己爱财贪财,那么,就可能给对手留下把柄,就会影响工作。因此,包拯在职期间,特别廉洁自律。他不仅不给领导送礼,而且也绝不接受别人的贿赂。包拯在任端州知州期间,端州出产一种名贵的砚台, 名曰端砚。端砚举世闻名,被确定为朝廷贡品。此前历任知州都向各县征收贡品数倍的端砚, 拿到京城打点, 为自己升迁铺路。包拯到任后,一块儿也不多收。不仅如此,包拯在离任时,就连案头的端砚也造册上缴。百姓过意不去,偷偷地在包拯的行李里放了一方端砚。包拯在路上发现后,把这方无主的端砚抛入江中。不仅如此,包拯还把拒绝贿赂写入《家训》,规定凡贪赃枉法的包氏子孙,退休或被罢官后不得回庐州老家,死后不得葬入祖坟。这些足以证明包拯洁身自爱的决心。
唯才是举是包拯的第五条人生哲学。范仲淹变法失败,其提拔的杨纮、王鼎、王绰三人与范仲淹一起被贬。包拯虽然站在守旧派一边,但是,包拯认为杨纮、王鼎、王绰三人不仅有真才实学,而且政绩卓著。他向宋仁宗力举这三个人,最终使杨纮三人官复原职。
最有意思的是,这个王鼎与包拯一样,也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他恢复提点刑狱的官职后,不仅不感谢包拯,还立即向宋仁宗弹劾包拯办事急躁,不按程序办案。包拯得知后,不仅不怪罪王鼎以怨报德,而且当面向王鼎表示感谢。可见,包拯唯才是举和正视自己缺点的博大胸怀。有品德,有本领,为领导解忧,洁身自爱和唯才是举,这是包拯职场的五条做人原则。正是有了这五条人生哲学,包拯才敢不畏权贵,才敢杀贪官,铡皇亲。纵然四处“结怨”,但是一点也不影响包拯升迁。公元1062年,包拯在下乡视察工作的路上,因病逝世。噩耗传出后,朝野震惊,举国悲痛。此后,包拯走进了戏曲和文学作品,名垂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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