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有关系啊，还用问！”老李说。
由于在新领导眼里，甘霖无能又傲气，从此学校领导开始排挤她。春季乡里搞计划生育时，派老师进村子动员村民到县里做结扎手术。甘霖的学校又停课进村做农民的思想工作，但一点效果都没有。农民们见了学校里的老师来了就关门，他们都想生两三个孩子，特别是没有男孩的人家，更想多生，根本不让老师进家门。在农村没有男孩的人家，是很让人看不起的，无论如何，他们都要生个男孩，哪怕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有的人家生女孩子多了，或是送人，或是弄死，竭尽全力要个男孩传宗接代，延续自家香火。甘霖感到很无奈。她没有动员到一名村民到县计生站做结扎手术。文明的手段不顶用，完不成计生任务，乡里决定采取强制手段，乡里所有靠财政吃饭的干部都半夜进村蹲守，村民凌晨一开门，干部们就进屋抓人去县城结扎。昼伏夜出，甘霖几乎崩溃，她开始思考她工作的意义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