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寻文朋诗友，则是人生一大乐趣。 我的一位文友，对古典律诗和填词，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他曾应聘在北京一家杂志社供职，也曾在徐州《淮海文化报》当编辑，后来，他任徐州一家杂志社驻邳州工作站站长，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出版自己的诗集，却终身遗憾地走了。得知噩耗，我曾嚎啕大哭，仰天追问：文友，你的诗集在天堂出版了吗？ 曾在乡间小路上露宿 那年，当我的生活陷入低谷的时候，从北京来了一位客人，这是他看了我采写的一篇报告文学时决定的旅程。他说，他的家在贾汪，我们是老乡。这次从北京来邳州，是绕过贾汪专程看我的。我激动的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是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可这样的相见，必定非同寻常。谈不上宾客相待，因为我实在拿不出像样的饭菜来。夏天，闷热难耐，客人不停的用自带的手巾擦汗，我也没有风扇让他舒服一会儿，更不用说空调了。他说，文朋诗友小聚，不必客气。 远方来客，总要小斟，可是我端不出菜碟来。只好到田头地边摘一些梅豆、豆角之类，下锅炒了下酒。酒也是从商店里赊来的，可我俩喝起来，犹如我们的乡情一般醇厚。文友见我家贫如洗的困境，对我在如此困境中坚持文学创作大加赞赏，并鼓励我自然选择了一个正确的目标，就要无怨无悔奋斗到底。我赞同地点点头，泪水早已滴落在酒杯里，酒水和着泪水灌下肚，头脑清醒了许多。 也许是薄待了远方来客，不，应该说薄待了老乡，也许是酒不醉人人自醉，我俩在相互称赞中度过了上半夜。子夜的钟声敲响，我这才想起如何安排客人休息。低矮的小屋里，蚊子窝成团，贫困的我又没能买起蚊帐。咋办？我笑笑问文友。文友醉眼朦胧地说，你平时都是怎么睡的？我惭愧地说，每到夏天，我都是天作被，地作床，一条席子隔着凉。你能睡的地方，我就能睡。这就是这位文友的决定。我俩高一脚低一脚走在乡间小路上，走到风稍微大一点能把蚊子吹跑的地方，便把一条席子铺在小路上，两个人便睡着了。旭日东升，当我睁开双眼，看到的却是文友正在用手挠着浑身被蚊虫叮咬的红点点。 曾陪我走进毛泽东主席纪念堂 在那个小山村的路口，我送走了远道而来的文友，他一步一回头告诉我，北京见。 北京，乃是祖国的心脏，更是祖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有人说，要想今生无悔，皇城根拓展为最。我的这位文友也许相信了这句话，竟然应聘到北京一家杂志社供职。一次，杂志社举办特约通讯员笔会，文友力荐我参加。盛情难却，我卖掉了几蛇皮袋小麦作路费上北京去了。笔会议程不多，主要议程是传达杂志社近期工作重点，展望远景，还有就是交流文学创作经验。我说，我依然作着文学梦，依然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学生，因此，没有什么经验可供文友们参考，只知道苦中寻乐，不至于堕落下去。简短的笔会结束了，正当我准备返程时，文友留住了我。他说，请你来北京开笔会是借口，最主要的是想陪你在北京转转，多玩几天，也算散散心吧。他让我选择目的地，我说就到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去吧，瞻仰毛泽东主席遗容，那是纪念毛泽东主席的最好方式。他同意了，并告诉我好好睡一觉，次日凌晨赶到天安门，首先看看升旗仪式，然后走进毛泽东主席纪念堂。 我如愿以偿，不枉此行了。文友还是想陪伴我到北京的各大景点看看。我说，等有空了，专门来北京看个够。硬走没有走不掉的。我乘坐火车，回到了那个我熟悉的小山村时，身上没有剩下一个硬币。 在邳州，我们朝夕相处 我因沉醉在文学梦里，坚持笔耕不辍，终于有作品见诸报端。我被安排到乡文化站专写剧本时，便把自己关在屋里三天三夜，终于写出了小戏《洞房泪》交到邳州文化馆，导演集体研究修改意见，并推荐给宣传队排演，参加第七界“邳州之春”文艺汇演，荣获剧本创作三等奖。紧接着，《情系子孙》、《大运河畔》等剧本，在第八届、第九界“邳州之春”文艺汇演中，获得创作二等奖、一等奖。更大的收获是团中央主办的《农村青年》杂志（1991年11月）发表了《“四季霜”与“金不换”》之后，又在12月号上发表了我的散文《琵琶声声》。甭管是剧本被搬上舞台，还是习作变成了铅字，每一次我都暗自激动得落下泪来。199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文化站“跳槽”到供电企业写新闻，第一次写的消息、寄到原徐州电力报社，很快变成了铅字，而且创造了1个月用稿36篇的记录。我被邳州供电公司聘为专职通讯员，带领新闻爱好者为企业的外宣工作拚搏着。 那天，当我准备外出采访走出供电公司大门时，我的文友不约而至。他说他在徐州一家杂志社谋个差事，需要在邳州成立工作站。作为文友，又是老乡，我当然要尽力相帮。我在不误采访、写稿的同时，帮助文友租房、购置办公桌椅，还到中介机构打个招呼，为工作站招聘人才。一有机会，我们就走进饭店，无鸡鸭亦可，无鱼肉亦可，青菜一叠足以。就在我们朝夕相处不亦悦乎之际，我的这位文友却不辞而别了。 不辞而别后成了永别 文友走后不久便给我打来电话，说，小有不适，需动手术，痊愈后再到邳州发展。 我接电话时，执意要到贾汪去看他，可他却不允。我问他住在哪个医院，他不告诉我。他说，我还借你几百块钱没还，是不是想来讨债？我一听急了，朋友，为何说这样的话呢？我听到电话里有哭啼声，紧接着便挂断了电话。我知道他是一个重情谊的人，不便多说，只好怀揣侥幸敬候佳音。 秋去冬来，我却等不到那个熟悉的电话，思念与日俱增。那天，我终于忍不住郁闷的心情，托一位贾汪的朋友打探文友的消息，毕竟我们相处一场。 接到回话了，电话里的声音很轻、很甜，可我听起来，犹如一个魔棍当头击了一棒：你的那位文友转正了，没了。 这话多么婉转啊。可是，我却承受不住一位好友离去的打击。 文友走了，走到了另一个世界。给熟悉他的人、爱他的人和他爱的人留下了无尽的痛。 不是说当天主见一介书生腋下夹着书走来时，便对身旁的比德略带羡慕地说：“噢，这个人在人间已热爱过读书，已不必再领受其他赏赐了”吗，为何病魔无情地扑向一个读书人？ 文友，你在那边还好吗？你的诗集在天堂出版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