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渐渐地到了案发当日。露屋身着大学制服制帽，外披学生披巾，手戴普通手套，向目的地进发。他思来想去，最后决定不改变装束。如果换装，购买衣服，换衣的地点以及其它许多地方都将会给发现犯罪留下线索。这只能使事情复杂化，有害而无益。他的哲学是，在没有被发现之虞的范围内，行动要尽量简单、直截了当。简而言之，只要没有看见进入目的地房中就万事大吉。即使有人看到他在房前走过，这也无妨，因为他常在这一带散步，所以只要说句当天我在散步即可摆脱。同时，从另一角度看，假如路上遇上熟人(这一点不得不考虑)是换装好，还是日常的制服制帽安全，结论则不言而喻。关于作案时间，他明明知道方便的夜晚——斋藤和女佣不在的夜晚——是能等到的，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危险的白天呢?这与着装是同样的逻辑，为的是除去作案的不必要的秘密性。
但是，一旦站到目的地房前，他便瞻前顾后，四处张望，同普通盗贼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老妪家大院独立而居，与左右邻居以树篱相隔。对面是一家富豪的邮宅，水泥围墙足有百米多长。这里是清静的住宅区，白天也时常见不到过路行人。露屋艰难地走到目的地时，老天相助，街上连条狗都看不到。平时开起来金属声很响的拉门，今天露屋开起来顺顺当当毫无声响。露屋在外间的门口以极低的声音问路(这是为了防备邻居)。老妪出来后他又以给她谈谈斋藤的私事为借口，进入里间。
两人坐定后，老妪边说女佣不在家，我去沏茶，边起身去沏茶。露屋心中正等待此刻的到来。待老妪弯腰拉开隔扇时，他猛然从背后抱住老妪，(两臂虽然戴着手套，但为了尽量不留指纹，只能如此)死死勒住老妪的脖子。只听老妪的喉咙“咕”的一声，没有太大的挣扎就断了气。惟有在痛苦的挣扎中抓向空中的手指碰到立在旁边的屏风。这是一扇对折的古式屏风，上面绘有色彩鲜艳的六歌仙，这一下刚好无情地碰破了歌仙小野小町的脸皮。
确定老妪已经断气后，龙屋放下死尸，看着屏风的残点，他有点担心，但仔细考虑之后，又觉得丝毫没有担心的必要，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于是，他走到壁龛前，抓住松树的根部，连根带上一块儿从花盆中拔出。果然不出所料，盆底有个油纸包。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纸包，从右口袋中掏出一只崭新的大票夹，将纸币的一半(至少有五千日元)放入其中，然后将票夹放入自己的口袋，把剩余的纸币仍包在油纸里，原样藏人花盆底。当然，这是为了隐瞒钱被盗的痕迹。老妪的存钱数只有老妪一人知道，虽然只剩下一半但谁也不会怀疑钱已被盗。
然后，他将棉坐垫团了团，塞在老妪的胸前(为防备血液流出)，从右边口袋里掏出一把大折刀，打开刀刃，对准老妪的心脏咔嚓一声刺去，搅动一下拔出，然后在棉坐垫上擦净刀上的血迹，放入口袋中。他觉得仅仅勒死还会有苏醒的可能，他要像前人一样，刺其喉而断其气。那么，为什么最初没有用刀呢?因为他害怕那样自己身上会沾上血迹。
在此必须对他装钱的票夹和那个大折刀做一叙述。这是他专为这次行动，在某个庙会的露天小摊上买到的，他看准庙会最热闹的时间，在小摊顾客最多的时候，按价目牌付款、取物，以商人及顾客无暇记忆他面孔的速度迅速离去。而且，这两件东西极其平常，没有留下任何印记。
露屋十分仔细地查清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之后，关上折扇，慢慢走向前门。他在门边蹲下身，边系鞋带，边考虑足迹。这一点无需担心。前门的房间是坚硬的灰泥地，外边的街道由于连日的艳阳天而干爽无比。下面只剩下打开拉门走出去了。但是，如果在此稍有闪失，一切苦心都将化为泡影。他屏心静气，极力倾听街道上有无足音……寂然无声，只有什么人家的弹琴声悠然地奏着。他横下心，轻轻地打开门，若无其事地像刚刚告辞的客人一般，走了出去。街上一个人影也没有。
在这一块住宅区，所有街道上都很清静。离老妪家四五百米处有一神社，古老的石头围墙面临大街伸延好长一段距离。露屋看了看确实没有人，于是顺手把凶器大折刀和带血的手套从石墙缝中丢入神社院内。然后溜溜达达向平常散步时中途休息的附近一个小公园走去。在公园，露屋长时间悠然地坐在长椅上观望孩子们荡秋千。
回家路上，他顺便来到警察署。
“刚才，我拾到这个票夹，里面满满地装着一百日元的票子，所以交给你们。”
说着，他拿出那个票夹，按照警察的提问，他回答了拾到的地点和时间(当然这都是可能发生的)和自己的住址姓名(这完全是真实的)。他领到一张收条，上面记有他的姓名和拾款金额。的确这方法非常麻烦，但从安全角度讲最保险。老妪的钱(谁也不知道只剩一半)还在老地方，所以这票夹的失主永远不会有。一年之后这笔钱必然回到他的手中，那时则可以毫无顾忌地享用了。精心考虑之后他决定这样做。假如是把这钱藏在某个地方，有可能会被别人偶然取走。自己拿着呢?不用说，这是极其危险的。不仅如此，即使老妪的纸币连号，现在的做法也万无一失。
“神仙也不会想到，世间还有偷了东西交给警察的人!”
他抑制住欢笑，心中暗悦。
翌日，露屋和往常一样从安睡中醒来，边打着哈欠，边打开枕边送来的报纸，环视社会版，一个意外的发现使他吃了一惊。但这绝不是他所担心的那种事情。反而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幸运。朋友斋藤被作为杀人嫌疑犯逮捕了。理由是他拥有与他身份不相称的大笔现金。
“作为斋藤最密切的朋友，我必须到警察署询问询问才显得自然。”
露屋急忙穿起衣服，奔向警察署。与昨天交票夹的是同一地方。为什么不到别的警察署去呢?这就是他无技巧主义的精彩表现。他以得体的忧虑心情，要求与斋藤会面。但正如他预期的那样，没有得到许可。他一再询问怀疑斋藤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弄清了事情的经过。
露屋做出如下想象：
昨天，斋藤比女佣早到家，时间在露屋达到目的离去不久。这样，自然他发现了尸体。但就在立刻要去报案之前，他必定想起了某件事，也就是那个花盆。如果是盗贼所为，那里面的钱是否还在呢?出于好奇心。他检查了那个花盆，可是，钱包却意外地完好无缺。看到钱包后，斋藤起了恶念。虽说是想法浮浅，但也合乎情理。谁也不知道藏钱的地点，人们必然认为是盗贼杀了老姐偷去了钱，这样的事情对谁都有强有力的诱惑。然后，他又干了些什么呢?若无其事地跑到警察署报告说有杀人案，但他太粗心，把偷来的钱竟毫无戒意地塞在自己的缠腰布里。看样子他一点没想到当时要进行人身搜查。
“但是，等一等，斋藤究竟怎么样辩解的呢?看样子他已经陷入危险境地。”惠屋对此作了各种设想，“在他腰中的钱被发现时，也许他会回答：‘钱是我自己的。’不错，没有人知道老姐财产的多寡和藏匿地点，所以这种解释或许能成立。但金额也太大了!那么，最后他大概只得供述事实。不过，法院会相信他吗?只要没有其它嫌疑人出现，就不能判他无罪，搞不好也许要判他杀人罪，这样就好了。……
“不过，预审官在审讯中或许会搞清楚各个事实。如他向我说过老妪藏钱的地点。案发二日前我曾经进入老姐房中谈了半天，还有我穷困潦倒，连学费都有困难等等。”
但是，这些问题在计划制定之前，露屋事先都认真考虑过。而且，不管怎样，再也别想从斋藤口中说出更多对露屋不利的事实来。
从警察署回来，吃过早餐(此时他与送饭来的女佣谈论杀人案)，他与往常一样走进学校。学校里到处都在谈论斋藤。他混在人群中洋洋得意地讲述他从别处听来的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