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是极普通的德国人，没有一个人是职业的纳粹党分子，极权统治来临之际，他们是如何生活、如何经历这一历史过程的？纳粹德国覆灭之后，他们又是如何认识希特勒的统治和自己在这段历史中所作所为的？美国作家、记者米尔顿·迈耶在战后对德国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旅居采访，以《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一书对此进行了回答。小镇的历史和节日
克罗嫩贝格是德国黑森州的一个古老小镇，克罗嫩贝格人对犹太人有着传统的欧洲式仇恨，这一传统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基督教认为，耶稣是被犹太人杀害的。克罗嫩贝格人的仇视没有超出欧洲人对犹太人态度的一般范围。克罗嫩贝格是安静的，即便在“三十年战争”中，小城镇也幸运地躲过了劫难。
纳粹来了，小镇被改变了。1932年克罗嫩贝格人在聆听了希特勒的一次演讲后，“安静地喜欢上了纳粹”，从此，他们在各种投票中，都把选票投给了纳粹党，就这样，到1938年他们“和德国其他所有城镇的居民一样，都毫无疑问地成为纳粹分子”。
1638年11月9日，克罗嫩贝格人庆祝从奥地利手中解放十五周年，那是一夜狂欢。三百年后的1938年11月9日，克罗嫩贝格人再度迎来狂欢之夜：庆祝摆脱《凡尔赛条约》以及获得“解放”十五周年——1923年11月9日，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暴动的这一天成为纳粹党的重要纪念日。为纪念这一天，这一夜，克罗嫩贝格镇冲锋队队长、裁缝施文克，在党卫军指挥下，制造了焚毁犹太教堂的案件。这一夜，不仅克罗嫩贝格，在所有纳粹控制地区都出现了冲击犹太人的暴力事件，史称“水晶之夜”。被收买的正义
对小人物身份的认同，使“小人物”成为他们固定自己身份和心灵的符号，没有人将自己视为具有普遍性特征的“人”，因而，不论在身份上还是在心灵上都没有走出等级制度的桎梏。他们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群体，以一种独特的平静，木然地注视着德国发生的一切。他们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去认识外部世界。现实的利益和纳粹党的洗脑，使他们彻底丧失了对善与恶的分辨能力。
迈耶说，这种状态构成了德国社会的两种真相：“纳粹分子快乐的真相与非纳粹分子不快乐的真相。”我认为应该还有第三种真相：受到迫害的那一部分人，不仅没有丝毫快乐，他们还将随时面临死亡。
这些不能介入、参与到纳粹政治体系中的普通德国人，也是普通的纳粹分子，依然各行其是：读书、看报、工作、生活，就是从来不对纳粹统治提出任何异议。当犹太人的灾难不断降临，不断加深、加重的时候，他们甚至在庆幸自己不是犹太人。
他们麻木但并不糊涂，他们具备了日耳曼民族与生俱来的强大的理性和惊人的算计天赋：他们清楚地，或者下意识地就能感觉到，什么是自己应该知道的，什么又是自己不应该知道的。
在为生活恩惠的事物中（指纳粹政权对民生方面的某些提高），德国人整体地、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一个无差别共同体，拒绝思辨，胆怯地维护着家人的安全、工作或财产。如果领袖知道就好了
在“小人物”的世界里，希特勒是他们的“榜样”。希特勒出生在奥地利林茨地区一个叫布劳瑙的边陲小镇，父亲是一个小公务员，希特勒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青年时以绘画手艺混迹于慕尼黑，卖过明信片，一战时加入李斯特军团，成为一名下士。这样一个默默无名的小人物一跃成为“元首”，他的经历是一部极为经典的“小人物奋斗史”。
希特勒成为小镇上同为小人物的人们疯狂追捧的对象，他们对希特勒拥戴的实质不过是自我形象的投射与认同，潜台词是：如果我是希特勒，或许我也会这么做——当然，我会做得更好。
在纳粹政权垮台之后，他们是这样理解“真相”的。
收账员西蒙面对各种证据却竭力地否认：“大屠杀？这不可能发生过。”裁缝施文克说：“你明白的，在政权内部一直存在反对希特勒的秘密战争，他们以不正当的手段与他斗争。我厌恶希姆莱，也讨厌戈培尔。如果希特勒被告知真相，事情就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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