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人

时间:2016-05-11 13:08:29 

◎张宏杰

表面上,中国皇帝权力巨大,荣耀无比;实际上,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群人。有以下事实为证:

第一,在中国历史上,皇帝的平均寿命最短,健康状况最差。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历代皇帝有确切生卒年月可考者共有209人。这209人,平均寿命仅为39岁多。

有人指出,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寿命不过35岁,因此,皇帝的平均寿命并不低。可是,35岁的平均寿命中包括大量的夭折人口。事实上,古代人均寿命低主要是由于极高的新生儿死亡率。如果除掉这个因素,人口学家推算,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寿命可达57岁。众所周知,生下来就死掉的人不可能成为皇帝。因此,57减去39,中国皇帝的平均寿命比普通人要低18岁。

除去非正常死亡因素,健康水平低是造成皇帝整体寿命低下的重要原因。宋明两代政治秩序较好,皇帝大都是善终,然而平均寿命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两宋18位皇帝,平均寿命44岁多。明代16位皇帝,平均寿命42岁多。在明代16位皇帝中,只有5位皇帝寿命高过均龄,其余11位皇帝皆低于均龄。

第二,皇帝群体中非正常死亡比率高。中国历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611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于疾病或者衰老的339人;不得善终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272人。非正常死亡率为44%,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

第三,皇帝这个群体整体生命质量较差,生活压力巨大,因此出现人格异常、心理变态甚至精神分裂的概率较常人高出许多。翻开“二十四史”的本纪部分,那些一开始使我们惊愕、恶心,后来使我们麻木、厌烦的发疯变态行为,实在是数不胜数。

南北朝时期南朝宋的第六位皇帝前废帝刘子业,极为荒淫残暴。后废帝刘昱凶暴异常。他们的行为无疑应该属于精神分裂症的表现。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患的是躁郁症:或者数日不食,或者数夜不睡,精神忧闷不安,有时一晚上自言自语,好像在对身旁别人看不见的鬼魂说话。他上朝时喜怒无常,动辄追思朝臣旧恶前怨,大加杀害。见到大臣脸色有异,或呼吸不调,或言辞失措,就大叫而起,亲自将其打死在大殿之上。尸体都被一字排开,摆放于天安殿前。

还有人食欲异常。比如宋明帝刘彧习惯通过暴饮暴食来缓解精神紧张。

与这些变态行为相比,北齐后主高纬爱当乞丐,齐废帝东昏侯萧宝卷捕老鼠、睡懒觉、驱百姓,明代万历皇帝20多年不上朝,洪武皇帝滥杀功臣,嘉靖皇帝偏执,天启皇帝沉溺于木匠活儿,都算不上骇人听闻了。

第四,历代皇帝中,事业成功者,也就是说较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的,只占一小部分,基本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圣君”更是凤毛麟角,而庸主、昏君、暴君则比比皆是。由于做皇帝挑战性过大,因此他们在工作中要体会成就感最难,体会到的挫折感却最多。大部分皇帝是在这个位子上“混”过一生的,因为他们的才能、精力、学识不足以统治如此复杂而辽阔的帝国。

权力过于巨大,是中国皇帝不幸的根本原因。皇帝是天下最自由的人,因为他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皇帝又是天下最不自由的人,同样因为他的权力没有边界。

皇帝十分清楚他的一切都来源于自己的权力。为了保持自己的至高尊荣,皇帝必须牢牢把握住权力,一丝一毫也不能放手。利益的焦点必然是力量的焦点。普天之下有多少精英人物在日夜垂涎、窥视、谋划着大位。为了让天下人成为自己的奴隶,皇帝自己成了权力的奴隶。他必须像爱护眼睛一样地爱护自己的权力,一分一秒也不能松懈。对失去权力的恐惧使皇帝们神经常年高度紧张,甚至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呈现某种精神病态。

朱元璋在写给自己继承人的《皇明祖训》中,就鲜明地表现出这种过度戒备心理。他说,凡帝王居安之时,应该常怀警备之心,时刻不可松懈,这样才不至于被人所窥测,国必不失……把每天都要当成是在战场上一样,白天注意观察周围人的言语举动,晚上要严密巡查,搞好宫内安全保障。即使是朝夕相见的心腹之人,也要提高警惕,所谓有备无患也。即使有机密之事要与亲信商量,需要屏退旁人,也不能令护卫们退得过远,最多十丈,不可再远……兵器、甲胄不离左右,更要选择数匹良马,置于宫门及各处城门,鞍鞯俱全,以防意外……

为了保证自己的意志绝对畅通,为了保证自己对权力的独占,皇帝们一再地粉碎对皇权的威胁和挑战,同时也不得不把自己变成牛马,担负起沉重的工作负荷。在皇权体制下,“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那些有雄才大略的皇帝,每一个都不得不成为工作狂。秦始皇规定自己每天必须看完120斤的竹简文件,才能休息。朱元璋说自己“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明太祖御制全集》)。据史书记载,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九月的八天之内,他阅读奏折1660件,处理国事3391件,平均每天要阅读奏折200多件,处理国事400多件。雍正皇帝在位期间,自诩“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他在位13年,写出了1000多万字的朱批。

康熙皇帝对历代帝王短寿现象有自己的解释,他在遗诏中曾深有感触地说:自古帝王多享年不永,书生们每每因此多有讥评。他们怎么知道,皇帝面对的政务之烦,使人不胜其劳。做大臣的,想做官就做官,不想做就不做,回家抱抱孙子,优游度日。皇帝们就没有这样幸福。皇帝的重任不可以托付给旁人,所以舜帝直到死在苍梧时,禹帝直到死于会稽那一天,都没有享受过安宁的生活。当了皇帝,就没有退路,怎么敢奢想安逸!

除了劳累之外,皇帝的生活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刻板。

本来,世俗权力的巨大,已经令皇帝们精疲力竭,可是传统文化对皇帝的要求还不止于此。中国是一个礼治社会,既然皇帝是天生圣人,是万民的老师,那么一举一动就应该体察天道,遵守礼仪,有章有法,完美无瑕,为天下众人之表率,以达到“一人正而天下正”的大好局面。因此,历代相积,形成了一套建立在“礼法”之上的完整的帝王守则,使帝王的生活,每一分钟无不处于规矩之中。

我们以清代为例,观察一下皇帝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套子当中。清代祖制,每天早上5点左右,皇帝就必须起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是着衣。皇帝穿衣戴帽是不能由着自己喜好来的,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月份、不同的日子,甚至同一天的不同时辰,皮、棉、夹、单、纱的各种质地以及式样、颜色、规格、纹饰,都有严格的规定。

梳洗完毕,首先要做的事是读“实录”一卷,也就是说,要学习祖先的光辉事迹,背诵祖先的教导。

然后是处理政务,即御门听政。皇帝端坐于乾清门,整个听政过程有着严格的礼仪规范要求……每奏一事,皇帝即降旨,宣布处理意见,大学士、学士承旨。事毕,大学士、学士起立,从东阶下,记注官从西阶下,皇帝起驾回宫。

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2点30分,是皇帝休息、吃晚饭时间。根据《国朝宫史》记载,每天下午皇帝一般在一两点时吃晚饭,然后批阅各部和地方大员的奏章,接着就开始学习。

在下午2点30分到5点这段时间里面,皇帝除了办公以外,还要看书学习。

晚上7点到9点皇帝要祀拜神灵,到各殿神佛前拈香,然后上床睡觉。

一年365天,几乎天天如此。

那些精明的定制之君没有想到,他们制定的帝王标准,给自己那些平庸的后代带来多少痛苦和折磨。

在传统中国,人们往往把物质享受作为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把无条件地顺从、宠爱作为对待皇子的不变态度。皇子们一生下来,就处于太监奴仆众星捧月的包围之下。在这种特殊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皇位继承人,很容易出现种种心理和性格问题,最常见的是意志薄弱、自制力差,每有所需就立即要求满足,缺乏等待延后满足的能力。

这极容易导致皇子人格的不成熟。与此同时,由于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国家对皇子们的期望值很高,要求很严。一出自己的后宫,即处于种种森严的规矩包围之下。这就很容易造成皇子们的人格分裂,形成种种心理隐患。许多天赋不凡的孩子,都被这种特殊的成长环境所毁坏,比如那个两岁时就被康熙立为太子的胤礽,本来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智力超群,仪表不凡,可是,由于长期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他的性格严重畸形。在皇帝面前,他表现得举止大方,处事有法;皇帝一转身,他就露出完全不同的另一副面孔:他赋性奢侈,大手大脚,索求无度;他骄横暴虐,为所欲为,甚至任意殴打郡王、贝勒、公爵;他胆大包天又缺乏自制力,竟然派人拦截外藩进贡的使臣,夺取进贡给皇帝的马匹,终于使康熙忍无可忍,不得不将其废掉。

一方面是不成熟的人格,另一方面是挑战性极强的政治重任,两者相遇,必然是一场悲剧。权力这副铠甲本来是为了保障皇帝们的享受,可是在大多数时候,皇帝们使出全力,也担负不住这具厚厚的铠甲,他们的生存因此就变成了权力重压下的挣扎,显得十分可怜。

在阅读中国历史的时候,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是:为什么沉溺于酒色的皇帝那么多?人生的乐趣那么多,特别是皇帝,富有四海,可以做的事那么多,可以经历的人生那么丰富,为什么那么多皇帝都一门心思赖在酒桌和床上?

道理其实很简单,这是一种逃避。权力的沉重和规矩的森严使他们无力承受,而祖先的期望、臣民的指责、自己的追求,使他们荒于政务、尽求享乐时,不能不产生深深的负罪感、无力感、自卑感。酒和色不过是他们的逃身之所罢了。

(娟 娟摘自人民网,本刊有删节,黎 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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