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唐宋的诗人(譬如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以及擅长写“花间词”的柳永)与妓女的关系很密切,但妓女的影子仍然难登大雅之堂,顶多属于“民间团体”罢了。到了元朝,取代柳永地位的是关汉卿,他作为当红的词曲作家出没于勾栏瓦舍之间,与媚眼频抛的歌伎舞女们打情骂俏。关汉卿生长于元大都,堪称正宗的“老北京”了,他在脂粉堆里一样能找到大腕的感觉。
对妓女的记载一般只能见之于野史之中。较早介绍北京地区(时称元大都)妓女的规模与状况的,恐怕要算《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说,新都城内和旧都(金中都)近郊操皮肉生意的娼妓约二万五千人,每百名和每千名妓女各有一个特设的官吏监督,而这些官吏又服从总管的指挥。给人的感觉是,元大都对妓女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而督察大员则相当于百夫长或千夫长,行之有效地统率着天子脚下的红粉军团。妓女甚至进入了这个欧亚大帝国的外事(外交)领域:“每当外国专使来到大都,如果他们负有与大汗利益相关的任务,则他们照例是由皇家招待的。为了用最优等的礼貌款待他们,大汗特令总管给每位使者每夜送去一个高等妓女,并且每次一换。派人管理她们的目的就在于此。”妓女的“觉悟”好像也挺高,“都认为这样的差事是自己对大汗应尽的一种义务,因此不收任何报酬”。不知马可·波罗统计的妓女数目是否有夸张的成分?其中是否包括未正式注册登记的暗娼?而“卖淫妇除了官娼以外是不敢在城内营业的,她们只能在近郊附近拉客营生⋯⋯无数商人和其他旅客为京都所吸引,不断地往来,所以这样多的娼妓并没有供过于求”。看来那是一个“性解放”的时代。不过在当时,除了元大都之外,全世界恐怕没有第二座城市能养得起如此庞大的妓女队伍。元大都的“客流量”真是太可观了。
明清两朝,皇帝都住在紫禁城里,妻妾成群。紫禁城俨然已成最大的“红灯区”。大红灯笼高高挂,只不过三千粉黛,都是为一个人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宫女无辜(虽然也会争风吃醋“抢生意”),皇帝才是天底下最贪婪最无耻的“嫖客”。明帝大多短命,想是太沉溺于女色的缘故。而清帝中,甚至出过觉得家花不如野花香,微服私访去逛窑子的人物,其中闹得最出格的是同治。他脱下龙袍换上布衣,让小太监扮作仆人,频频光顾八大胡同,跟上了瘾似的。结果染上梅毒,十八岁暴卒。既误国,又害了自己。
八大胡同曾是赛金花“重张艳帜”之处,赛金花生长于烟花巷陌,遇见大状元洪钧,就从良了。虽然只是妾,她却以夫人身份随洪钧出使德、俄、荷、奥四国,算是出过远门,见识了外面的花花世界(甚至拜晤过维多利亚女王与威廉皇帝),很出风头的。自海外归来,因洪钧早逝,家里断炊了,就重操旧业。陈宗蕃《燕都丛考》记载:“自石头胡同而西曰陕西巷,光绪庚子时,名妓赛金花重张艳帜于是。”以昔日状元夫人及外交官夫人之身份倚门卖笑,本来就适宜作为花边新闻炒作,赛金花的“生意”一定很不错,弄不好还能成为巴黎茶花女式的传奇。偏偏赛金花天生是盏不省油的灯,又卷入了更大的是是非非: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期间,她与德帅瓦德西闹了场满城风雨的“跨国之恋”⋯⋯真不知她怎么想的。
所谓八大胡同,并非某一条胡同的名称,而是由八条胡同组成的,位于前门外大栅栏附近,因妓馆密集而成一大销金窟。《京都胜迹》一书引用过当时的一首打油诗曰:“八大胡同自古名,陕西百顺石头城(陕西巷口的百顺胡同、石头胡同)。韩家潭畔弦歌杂(韩家潭),王广斜街灯火明(王广福斜街)。万佛寺前车辐辏(万佛寺系一小横巷,西通陕西巷,东通石头胡同),二条营外路纵横(大外廊营、小外廊营)。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胭脂胡同)。”
民国后,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为八大胡同火上浇油。他出手很“大方”,花高价收买参、众两院八百名议员(号称八百罗汉),每人月薪八百块现大洋。而国会的会址位于宣武门外象来街(今新华社)。“钱来得容易也就花得痛快,南城一带产生了畸形的繁荣,许多商界、娼界的人士直至四十年代还津津有味地谈起‘八百罗汉’闹京城时的盛况⋯⋯古有饱暖思淫欲之说。‘八百罗汉’酒足饭饱之后,当然不乏有些寻花问柳的青楼之游。位于前门、宣武门之间的八大胡同是北京的红灯区,许多妓院竟然挂出了‘客满’的牌子。”这段文字,见之于方彪著《北京简史》。唉,八大胡同,已被“载入史册”了。
赛金花之后的名妓得数小凤仙,袁世凯复辟称帝期间,滇军首领蔡锷身陷虎穴,为摆脱监控,假装醉生梦死,放荡不羁于八大胡同,因而结识了出污泥而不染的小凤仙。小凤仙胆识过人,掩护卧薪尝胆的蔡将军躲避了盗国大贼的迫害。“一九一六年,一个叫蔡松坡(蔡锷)的人,在云南举行了倒袁起义,打碎了袁世凯的迷梦。这位蔡锷的名字永存于北海西北角的松坡图书馆。面对蔡锷的起义,袁世凯筹划已久的君主制度像一枕黄粱般破灭了⋯⋯”(林语堂语)蔡锷为中国的民主制度立下汗马功劳,其中似应有小凤仙的一份,多亏她助了一臂之力。古人常说英雄救美人,可这回却是沦落风尘的美人救落难的英雄。
根据《燕都旧事》一书引用的资料:“民国六年(1917年),北平有妓院三百九十一家,妓女三千五百人;民国七年(1918年),妓院增至四百零六家,妓女三千八百八十人。民国六七年间,妓院之外私娼不下七千人。公私相加,妓女就在万人之上了。民国十六年(1927年),首都南迁,北平不如过去繁荣,妓院、妓女的数字也随之下降。民国十八年(1929年),北京头等妓院有四十五家,妓女三百二十八人;二等妓院(茶室)有六十家,妓女五百二十八人;三等妓院(下处)一百九十家,妓女一千八百九十五人;四等妓院(小下处)三十四家,妓女三百零一人。以上共计妓院三百二十九家,妓女三千零五十二人。但实际上暗娼的数字很大,真正妓女的数字比这大得多。”据说妓院的房间很矮小拥挤,跟鸽子笼似的,只能放下一张床及一桌一椅。那里面收容着烟花女子们扭曲的人生。
叶祖孚先生曾参观过从前妓院旧址。他去了朱芳胡同九号,那里原来是家二等妓院,叫聚宝茶室,门框上面“聚宝茶室”四字犹存。“听说在一次房管局修缮房屋过程中,居住在里面的居民愤怒地要求铲掉门口这四个字,他们不愿意这些象征耻辱的痕迹仍旧保存着。”朱家胡同四十五号,原先的妓院叫“临春楼”,门框上刻有“二等茶室”的字样,里面的住户,抬头低头都能看见,估计同样很不是滋味。“这里楼下五间房,楼上也是五间房,每间房约九平方米,原先楼上楼下都是七间房,每间房只有六平方米,后来改成五间,略大了些,但仍是鸽子笼似的⋯⋯”
妓院分三六九等,其中的头等者,硬件设施要高档一些,甚至很豪华,可以想见其门前车马喧嚣的情景。而百顺胡同,就是精装修的头等妓院之集中点,专为上流社会提供服务的。譬如四十九号,是个四面环楼的院落(属于另类的四合院),“每面四间房,楼上共十六间,楼下也是十六间,每间房均十平方米大。有个楼梯通到楼上,楼梯还结实,楼上还有雕花的栏杆。看了这个头等妓院,可以想象从前这里妓女倚门卖笑,过着纸醉金迷生活的样子,从这里散发出来的污浊空气腐蚀着整个北京城。”
头等妓院除了经营“老本行”,额外还提供餐饮游乐,堪称全方位的服务。韩家潭二十七号,即叫做“清吟小班”的地方,“门口上面有个名叫李钟豫的人题了‘庆元春’三字,是这家妓院的名字。这里院子比较宽敞,只有南北两面有两层楼房,每面都是楼上四间,楼下四间,两面共十六间房,房子比二等妓院要好一些,每间约有十平方米。这是富人们的销金窟,除了可以嫖妓外,吃得也不错,经过修理的楼梯上还钉着一块‘本庄寄售南腿’的木牌,证明从前这里的饮食水平。”连金华火腿都成为一大招牌了。只是,闻风而至的公子王孙,并非真的垂涎于此地之伙食,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在乎美人之玉腿。
读老照片,能对清末的妓女有更为直观的印象。我发现,当时有两类女性颇爱照相的。其一是宫廷女性(以慈禧太后为代表),其二是烟花女子。前者是因为与洋人接触的机会多,难免忍不住好奇心,摄影留念。后者也同样如此,只不过场合不同罢了。外国使节或传教士,在紫禁城和颐和园里,跟慈禧太后之流打交道,是很累的,生怕破坏了礼仪。于是,业余时间,就去泡八大胡同,放心大胆地见识神秘的东方女性。饮酒作乐之余,难免技痒,顺便掏出照相机来,摁一摁快门。在中国的民间女子中,很难有谁能像妓女这么大方,经得起陌生的蓝眼睛的挑逗与注视。于是,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摄影爱好者”们,终于在八大胡同深处寻找到最称心如意的模特儿。
赛金花各个时期的玉照,堪称是当时最“上镜”的中国女性了,拍照时比慈禧太后要放松,况且也更年轻。挺会摆姿势、做表情的。如果不加以说明,你会以为画中人是某大家闺秀。
更多的则是一些无名女郎,穿着形形色色的旗袍,或中式棉袄,在画栋雕梁间搔首弄姿。客观地说,北京妓女的打扮比较朴素(有些尚未摆脱村姑的稚气),比同时期上海滩的摩登女郎要显得土气一些。她们虽然碰巧进入“洋镜头”了,但估计还没使用过巴黎香水、伦敦口红。
有一幅照片,内容是这样的:两位俄国大兵(肯定是八国联军的),各自正搂着一个强作笑颜的妓女(至少我希望其笑容是强作出来的),围坐在八仙桌边,高举酒杯合影。只需看一眼,你就会明白,所谓的“铁蹄”指的是什么。当时,连紫禁城都在洋人的刺刀下颤栗,更何况八大胡同呢?这一回,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照相机了,还有口径更大的枪炮。想一想那一时期的中国,命运的悲惨,似乎并不比苟且偷生的妓女强到哪里。需要同时面对一大群如狼似虎的虐待狂,中国简直连招架之力都没有。
从那妓院的照片里,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影子,一个无比屈辱因而无比漫长的瞬间。表情尴尬的女性,她们承担着的其实是双重的耻辱(从肉体到灵魂),因为她们不仅是饱受欺凌的妓女,同时又是毫无尊严的亡国奴。而此时,中国的男人们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抛弃了自己柔弱的姐妹?据了解,当时中国的天字第一号“男子汉”——皇帝本人,已一溜烟地逃出紫禁城,到偏僻的大西北避难去了。唉,光绪,临出逃前连自己心爱的珍妃都无法搭救(被慈禧太后下令投进井里),哪里还顾得上照料首都的妇女们(包括社会底层的妓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们即将身陷水深火热之中⋯⋯
难怪有骚客借用古代后蜀花蕊夫人的诗句,来形容公元1900年的北京城:“更无一人是男儿!”
选自《国家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