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眼中，皇帝的宝玺可能是国家社稷的象征，但在乾隆时期，宝玺却被赋予了丰富的个人色彩。
乾隆让“传国玺”回归理性
从秦王嬴政统一天下开始，“传国玺”的交接正式代表了一个国家政权的变更。而让玺真正回归本质的人，是艺术鉴赏家乾隆。乾隆皇帝不仅考证出当时进献的传国玺为赝品，更发表过一番宏论，认为所谓的秦玺只是一件供人把玩的艺术品而已，无论真伪都无法与当朝的印鉴相提并论。作为人君最重要的是有“德”而非储宝。只有“德”越重，传国玺才会显得越贵重。这是封建帝王对待传国玺的一次理性回归。
从秦朝到清朝，玺的制作材料又分为白玉、青玉、翡翠；印玺的大小从六寸见方到二寸一分不等。康熙二十五年（1684年）以前，清朝已陆续制作了29方御宝。乾隆时玺的数量已增至39方，但他发现这些传国玺真假、成色混杂，便决定重新审定。乾隆十一年（1746年），皇帝钦定了二十五玺，藏于交泰殿，史称乾隆二十五宝。二十五宝印文主要用“宝”，唯有“钦文之玺”用“玺”字，材质主要用玉，仅“大清嗣天子宝”用金，“皇帝之宝”用（音zhan）檀香木。
这二十五宝印文和用途各自不同，如“皇帝之宝”用于遇到喜事或丧事，发布赦免罪犯或减刑的诏书；“天子之宝”用于祭祀诸神；“皇帝尊亲之宝”用于褒封赞美的称号；“皇帝信宝”用于征调兵马等。尽管乾隆帝在厘定二十五宝时明确规定了其各自的用处，但实际上，清代御宝大部分都是藏而不用的。只有栴檀香木“皇帝之宝”、玉质“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和“皇帝尊亲之宝”经常钤用。其中用得最多的则是檀香木“皇帝之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方“皇帝之宝”才是最体现皇权的国之重器。乾隆将二十五宝全部收贮交泰殿，这“二十五宝”如今陈列在故宫博物院珍宝馆中。
一生制印1800多枚
乾隆宝玺很多，数字在历代帝王中无人能及。除了上述二十五“公章”之外，还有许多自用“私章”。有一种说法是，乾隆一生共刻制约1800余枚宝玺。在质地上，这些乾隆宝玺多种多样，包括中国制印的传统材料铜、玉、石、水晶、玛瑙、象牙、文竹、蜜蜡、澄泥等，但还是以常用的印章石和玉石占绝大多数。这些宝玺的印文丰富多彩，包括儒家经典、诗词名句、乾隆御制诗等，记事、纪念功能非常明显。乾隆时期每遇到重要的国事家事，都要刻制宝玺以示纪念。
乾隆皇帝酷爱收藏，他将自己最喜爱的收藏著录在《石渠宝笈》中，凡收入其中的，都会盖上“乾隆御览之宝”和“石渠宝笈”两个玺印，还要盖一个“殿名玺”，表明这个作品收藏在什么地方，是乾清宫、养心殿，还是御书房等地。晚清时，这些宝玺很多从宫内流出，加上清末英法联军、八国联军进北京抢掠，乾隆所制的宝玺如今已是散落四方，大多无从寻觅。目前流失到世界各地的乾隆宝玺大概有二三百枚。
唯一的“太上皇帝”圆形宝玺
乾隆六十年（1795年），85岁的乾隆皇帝遵守不超越祖父康熙在位时间的承诺，正式宣布立皇十五子嘉亲王为皇帝，自己退位当太上皇。但据说，嘉庆帝登基前，老皇帝抱着象征至高皇权的“皇帝之宝”栴檀香木玺，迟迟不舍得交出。
乾隆宣布自己归政后，用喜字第一号玉宝刻了“太上皇帝之宝”。这方“太上皇帝之宝”2.25厘米见方，为清代最大的皇帝御宝，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后，内务府工匠用不同材质制作了大小各异的太上皇帝御宝20余方，其中唯有一枚是圆形的。
“太上皇帝”圆玺制作于乾隆退位当年，圆玺四周所刻乾隆帝的《自题太上皇宝》御制诗，是乾隆帝当时心态的真实反映。诗云：“由古来云太上皇，徽称懿号谓非当。即斯六袟庆犹幸，加以双文愧莫遑。自问生平奚立德，永言绳继祝丕昌。窗明几净西铭读，恰合随时爱景光。”意思是在窗明几净的书房内，展卷研读宋代大儒张载著名的哲学著作《西铭》，发万物一体之微，体乾坤大道之义，默会前贤，忘记忧愁。其实，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乾隆仍然是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所写下的太上皇悠然生活是说到做不到罢了。
选自《良友周报》2012.1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