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70年代初,正是文革时期,三线建设火热,每个村都被抽去一些好劳动力到三线当民工。老周刚从部队复员时间不长,正赶上三线抽人,大队就给了他一个名额。当时农民出去当民工也都争着去,好歹能混上几顿馒头吃。老周在部队当过连部的文书,又是高中毕业,在民工中也算是“秀才”了,因此被“三线”团指挥部选去当文书兼宣传员。团指挥部有架照相机,他在部队学过照相和冲洗,这部照相机就他会摆弄。到哪儿肩背个照相机,也是威风凛凛、神气十足的事。时常有本大队、本公社,乃至本县的老乡求他给照张相,他不能驳老乡的面子,因此也混了个好人缘儿。这天,团指挥部食堂那位十五六岁的小男孩,红着脸,悄悄求他给照张相,好给奶奶寄回去,让奶奶高兴一下。因他的父母、爷爷都因不同原因离开了人世,家里只有他和奶奶相依为命。大队为照顾他+就和“三线”招民工的通融,让他出来当民工,也混口饭吃。老周也很同情这个命运多舛的小男孩,就痛快地答应了,说着就走出室外,上山找了个背景,“咔嚓”就给小男孩照了一张。
可是相片洗出来一看,老周吓得“啊”的一声把照片扔在地上,撒腿就跑出了自己的办公室。他惊魂落魄地把这恐怖的事情说给了团指挥部的刘指挥。刘指挥笑着说:“这怎么可能,是你看花眼了吧?走,我跟你去看看。”
那时的老周还是小周,他领着刘指挥来到自己的办公室,老周不敢直视地指指地上的照片。刘指挥向前迈了一步,刚想蹲下身子拾地上的照片,也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两步,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子在一棵老桑树上吊着,麻绳看得清清楚楚,女子梳着两条过肩的麻花辫,上身穿一件深色底白花的外褂,下身是一条深色的裤子。因是黑白片,看不出具体颜色,双脚被一个土堆挡着,眼睛瞪着,极其恐怖。刘指挥毕竟是50多岁的人了,老成得多,他镇定了一下,拾起照片扣在办公桌上说:“小周你也真是的,照相机对着个吊死鬼都没发现?还照?”
老周说:“不是呀。”他就把食堂的男孩求他照张相的事说了一遍,并强调就是这张,可是洗出来,就变成了这张吊死鬼照片。刘指挥听后,唏嘘良久,说:“吊死鬼抢镜头?这里边肯定有冤情。此事你知我知,不要声张,先向当地公安部门报告一下,这件事说不定与咱‘三线’民工有关联,要不为什么到你这儿抢镜头呢?”
果然不出刘指挥所料,时间不长,就有一位老妇人和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来到“三线”刚指挥部,说是来找女儿秦玉清的。女儿一个月前就来“三线”工地找未婚夫,她的未婚夫是他们本县石湾村第五生产队的王文良。
老周说:“大娘,既然您的女儿来找王文良,那么您先找到王文良,不也就找到您的女儿了吗?”
老妇人委屈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王文良,可他说我女儿没来找过他,再问他还没好言语了,真是个活牲口!我的闺女十有八九是被这小子给害了!”说着老人就哭了。
老周劝解说:“大娘,您先别着急,慢慢说,把您的女儿来时穿的是啥样衣服,什么样的发型给我说说,说不定民工中有谁看见过呢。”
老妇人说:“我闺女从家出来之前,不知是怎么了,愁眉苦脸的,跟丢了魂似的,吃饭也是扒拉几口就撂下。那天她跟我说去‘三线’找王文良有事,我问她啥事她不说。她出来时穿的是蓝底白花上衣,草绿色的裤子,塑料底偏带黑布鞋。”
老周听了惊讶万分,脱口就问:“是不是梳两条刚搭肩膀的短辫子?”
“是啊!你见过她?”老妇人有些惊喜地问。老周赶紧掩饰说:“不,不,我没见过,是我猜想的,我也是民工,农村姑娘大多数都是这样打扮的。”
老妇人的目光又暗淡了下来。老周安慰说:“大娘,您别急,我去叫人,把你们住处安排下来,然后按您说的样子,让各连队打听一下,再找那个王文良了解一下,我想您的女儿会有下落的。好了,我这就去安排。”
老周从办公室出来,直接去找刘指挥,把详细情况向刘指挥做了汇报。刘指挥也是惊讶不已。照片上的人与老妇人说的完全一致,可以断定,死者就是老妇人的女儿秦玉清。刘指挥说:“根据情况,死者的尸体可能就在附近,现在需要找到照片上的背景地,特别是那棵老桑树。”老周接过话茬说:“不让声张,咱们人生地不熟的到哪去找呀?”
刘指挥说:“这好办,你把附近大队的革委会主任一个一个地给我请来,让他们认背景地。”
还别说,这招还真管用,刚找到第一个大队革委会主任时,他一看照片吓了一激灵,然后仔细辨认后说:“这是你们指挥部后面的一条小沟,名叫桑树沟,因沟窄坡陡,一年到头也没人去,这吊死的人我不认识,不是我们本地的。”
刘指挥对这位大队革委会主任说:“你找几个社员,咱们到现场去看看。”大队革委会主任说:“在我们大队境地发生的案子,我们有责任调查清楚,你们等着,我去找人。”
时间不长,大队革委会主任就带几个社员到了。他们来到桑树沟一看,桑树在,可没有吊着人,来到桑树下,发现树下有活土,因为是春天,其它地方的蒿草长老高了,就这堆新土的蒿草与周围不一样,都说这土堆肯定有问题。刘指挥和大队革委会主任一商议,决定立即报给公安局。公安局行动迅速,时间不长就派来刑侦科长和几名民警,也从大队找几名社员协助,扒开桑树下的新土,没有费多大的劲,就挖出了照片上女人的尸体。因为离立夏还有一段时日,尸体还没有腐烂,绳子还在脖子上套着。公安人员从死者的衣服里搜出几十块钱和一封信,信是王文良写给某县石湾村第八生产队秦玉清的,信的主要内容是要和秦玉清解除婚约。涉及的两个名字和老太太说的完全吻合。
被逮捕的民工王文良在人证物证面前,无可辩驳,如实交待了犯罪经过。原来他来到“三线”工地时间不长,就与外县的一位女民工勾搭上了。这位女民工长得标致,性格开朗,比起秦玉清要强上几分。姑娘也看上了能说会道一表人才的王文良,二人眉来眼去地就踏入了爱河。此后,二人一有空就钻山沟、入树林谈起了恋爱,数个月后两人就海誓山盟地订了终身。可王文良在家已有未婚妻了,他思来想去就写了一封向秦玉清提出解除婚约的信。秦玉清哪受得了这种打击,只身来到“三线”工地,找到王文良说:“我已经怀上了你的骨肉,不能解除婚约!”可那位女民工也声称自己也怀了孕,互不相让。在王文良两难的情况下,他心中滋生了罪恶的念头。他悄悄地掖上了打背包的绳儿,说找个僻静的地方与秦玉清好好谈谈。这样,王文良就带着秦玉清来到桑树沟下,因为他与那位女民工谈情说爱时钻过这个山沟,所以,他把罪恶实施地也选择在这里。他们坐了下来,王文良沉下脸来说:“我明告诉你,我们的婚事至此结束,你没有她长得漂亮,我爱上她了,你怀的孩子说不定是谁的呢,少往我身上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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