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辈子玩什么都是三流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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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戴冰

廖老伯就是廖国松先生。诗人唐亚平生了孩子,跟着孩子叫他“老伯”,我们也这么叫,久了,渐渐成为绰号。他年轻时写诗,笔名“戈梅”,“文革”后复出,改为“梅翁”。后来改写小说,仍署“梅翁”。我父亲当头棒喝:“霉翁、霉翁,你还打算霉到啥时候?”他一生坎坷,所以我父亲这样说。他恍然大悟,决定改笔名,想来想去,干脆就用了“老伯”二字,只是将叔伯之“伯”改为松柏之“柏”,“老柏”,大约是说享不了福,就争取活长点吧的意思。

老伯的父亲是前国民党黄埔系将领,民国时期曾当过贵州某地区专员,有政声,能诗文,属“儒将”一类,后在“镇反”时被处决。老伯一生命运波诡,都跟这些事有关系。

老伯长相极为威武,一脸剑拔弩张的络腮胡,说话咬牙切齿,加上眼神锋利,不时恨来恨去,所以我小时候很怕他。记得他和我父亲认识不久,带他三岁的儿子小虎子来访,进门就要我们看他如何“操练小虎子”。立正!稍息!敬礼!他顺序猛喝。小虎子依次照做,一丝不苟。他扬声大笑,神情得意。那时小虎子漂亮得像个女孩子,整个过程满眼惶恐,身体僵直,我当时还是个少年,在一旁看得不忍起来,觉得这个大胡子实在可恨兼可怕。后来才知道,不独孩子怕他,许多年轻作者第一次见他,事后说起,也没有不怕的。他是《花溪》月刊的副主编,有作者上门请教,他闷声不响坐着翻稿子,翻着翻着,冷不丁就抬头猛剐人家一眼,然后又低头继续翻,如此反复,那作者心头发虚,渐渐不自在起来,觉得廖老师像在拿他的稿子对他的脸,两者似乎都不满意。

但成年之后,和廖老伯交往日多,慢慢发现他实则是个纸老虎,远不似看上去那样凶恶。他饭量小、气力小,与他的模样大相径庭,我曾和他掰手腕,抡得他风车也似的转。他还是个感情丰富细腻到几近脆弱的人,更是与他的模样背道而驰。某年开笔会,大家唱卡拉OK,他开始兴致很高,待有人唱了一曲男女对唱的《萍聚》之后,他突然沉默起来,情绪低落的样子。我问他怎么了,他勉强说一句:嘿,这首歌搞得老子心头有点不好过。我嘲笑他,说这么俗气的歌,你倒还挺有感觉。他不吭声。我事后估摸,那首歌可能触动了他的哪段情缘吧?回到贵阳,我还专买了一张有《萍聚》的歌碟送他。另一次,我在办公室给母亲打电话,挂断后,他在一旁突然感慨:唉,你还有妈喊,我想喊都没人喽……

不知是不是所谓“相随心变”,我后来仔细观察老伯的相貌神情,竟看出许多相互矛盾的并置,比如威猛之外的文秀,粗粝之下的细致……等等。

一旦识破老伯真面目,我就开始“欺负”起他来。他耳朵背,某次又是开笔会,坐船游湖,主方在甲板上安排有民族歌舞表演,尚未开始,我与他在人群外,看不见里面情形,于是我故意皱眉,说这歌唱得一点不好。他侧耳聆听,频频点头,说:嗯,是不好。我笑起来,说老伯,别装了,人家还没开始呢。黄永玉曾写过一则笑话,说两个聋子周末邂逅,互打招呼,甲说:钓鱼啊?乙说:不是,是钓鱼。甲又说:哦,还以为是钓鱼呢。读后记在心里,心想哪天找老伯验证一下。之后几个月,去老伯家玩,他没在,说是逛花鸟市场去了。十多分钟后,见他提两扇旧花窗远远过来,待他走到不远不近,我放声问:老伯,买花窗啊?他果然说:没啊,我买花窗。我于是自语:哦,还以为买花窗呢。说完,我大笑,他懵懂不觉,走近了,还怒目呵斥,你一个人笑什么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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