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的永远不是技术

时间:2015-04-01 09:23:40 

文/陈旭岩

那是多年前的事了,许多细节已不甚清晰,但有些感动我终生难忘。一个10多岁的男孩刚刚经历了母亲病故的重创,跟着父亲在北京靠卖晚报谋生。有一天,男孩突然病倒,在家坚持了整整一个月,实在扛不住了,才被父亲送到医院。入院时,他父亲身上仅有200元钱。这是他们父子进报纸的钱,是谋生的最后一点儿本钱。

很快,我们诊断出男孩是重症,吉兰-巴雷综合征,要靠呼吸机才能维持生命。这时,钱成为最大的问题。面对这个我们不愿谈却必须谈的问题,不到40岁的父亲非常痛苦。最后,他叫来一位老乡帮忙守着儿子,然后满面愁容地回老家借钱。三天两夜后,他带着1.2万元钱回来了——他借遍了全村。可就是这三天两夜,孩子花掉的医药费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数。

两天后的一个清晨,一辆破三轮车停在了抢救室门口。我走进病房,看到男孩的父亲已经收拾好了。“我们已经没钱治了,谢谢你们的好心!趁孩子还有口气,我要把他拉回老家。”他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跟我告别。在急诊科,这样的事已不是第一次发生。

我站在那儿,看着他把男孩的气管插管拔出来,看着男孩的氧合从100%降到92%,再降到85%……我的内心在激烈地交战:救不救?我用右手用力掐着自己的左上臂,却一点儿都不觉得疼,眼前只有男孩父亲的眼泪、男孩的眼泪……

过去了大概30秒,格外漫长的30秒,我小声说了一句:“插管!”话音未落,啪的一声,身后马上递过来一个喉镜。原来,护士已在我身后守候多时。她早有准备,就等着我纠结之后的这声命令。

两周后,男孩脱离了呼吸机。三周后,顺利出院。出院时,父子俩跟医院签了一份长达30年的还款协议,每月还200元。即便这样,他们还是经常还不上。

男孩出院后,经常会在晚上溜到我们分诊台的窗前,扔下两份当天的晚报,转身就跑。每次他来,为了他的自尊,我总是假装没有看见他。当他转身飞跑出去时,我就会很享受地看着他的背影。

这时候,我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被触动了。我做急诊医生近30年,有太多的辛苦、太多的委屈,但和这种无可比拟的幸福体验相比,那些都不足挂齿。我感谢上苍给了我如此至真至善的职业,它固有的光芒可以令世间所有名利都黯然失色。所以,我经常问自己:即便中国医生的职业环境近乎残酷,我们会轻易放弃最初的梦想吗?

也许有人会说,你既然被称作“白衣天使”,你就应该那么做,甚至不能允许男孩的父亲把气管插管拔出来。在此,我可以含着眼泪回答你:这也是我的梦想,我也希望每一次自己都能无所顾忌地选择去救人。然而,事情没那么简单。面对这样的场景,我们医生心底那异常激烈的冲突又有多少人能理解?

我只想说,谁都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简单评判对错。当下我们各行各业所呈现出的某些乱象,或许只是社会转型时的一种必然经历。在种种冲突、困扰之中,我们都应该相信,绝大多数医生仍在竭力坚守着纯净的信仰和神圣的职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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