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4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随后，一场严厉的经济整肃运动在全国蔓延开，一批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以“投机倒把罪”被逮捕。一年时间里，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结案8.6万件，判刑3万人。
整肃运动很快发展到温州。温州“八大王”成为当地政府“严打”的重点对象，被全国通缉，先后被捕，时称“八大王事件”，轰动全国。
这年一月，乐清县“打击投机倒把工作组”进驻柳市镇花巾厂，开始审查当地经济各行业的知名商贩。柳市首富胡金林是第一个被审查的，他见风头不对，在审查后不久携现金、粮票和证件出逃。
6月16日，郑元忠被叫去柳市工商所“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谈话。“温州市政府、乐清县政府和柳市工商所经过协商，认为我的性质属于投机倒把。”他在自述中回忆。这次谈话之后，他自觉危险迫近，匆匆赶回家中，取走两万元现金，乘一只木制机动船从水路逃往附近的翁垟镇。“南方水网密布，坐船更隐蔽，安全。”他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档节目中解释。为了不被人认出，他穿一件雪白的衬衣，戴一副黑框眼镜、一顶草帽，乔装成乡村教师。他在玉环县的一座小岛上避居一个月后，转至杭州，乘火车到广西柳州。
15个月后，有老乡到柳州，郑元忠得知柳市经济已经开始转好，决定收拾行囊返家。“去年出逃时，柳市工业产值下降了50%，如果今年继续下滑，说明打击经济犯罪的活动还在持续，如果经济复苏，就说明政策已经松动，我可以回去了。”郑元忠向朋友表达他的想法。
1983年中秋，郑元忠回到柳市长丰村。9月21日凌晨两点半，他被当地警方带走，之后一直关押于当时的乐清县看守所。看守所的环境很差，但他坚持每天起床后“梳头”，没有梳子，只用手指蘸点清水，往头上抹，尽量让头发平整、洁净，直到后来被强制理光头。他每天都会读各种文学作品，看报纸，希望从报纸中发现政策转向的迹象，同时向各级政府写信，申诉冤屈。关押186天之后，指导员向他喊道：“郑元忠，无罪释放，签字。”
1984 从“囚犯”到“先进工作者”
1984年是一个值得玩味的年份。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曾以1984为名写下一部政治寓言小说，畅销至今。1984年，在中国企业史上则是最为重要的一年。柳传志、张瑞敏、王石等人纷纷开始创业，并藉此成功。很多年以后，人们把这一年称为“中国现代企业元年”。
这年元旦，中央发布一号文件，提倡农村发展商品生产，搞活流通，文件中提到：“在工作中要注意划清界限，不可把政策允许的经济活动同不正之风混同起来，不可把农民一般性偏离经济政策的行为同经济犯罪混同起来。”
1984年的温州，发生了一起“虾米案”。那年春天，温州洞头县的部分渔民从当地收购了一些虾米，运往外地销售，被人举报。当地县政府以涉嫌“投机倒把”抓捕渔民。一些人跑到温州市政府上访，引得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关注。袁芳烈认为，中央一号文件既已发出，提倡农村搞活商品生产和流通，历史不应该往回走。他为此专门召集党委成员开会讨论。会上，有人提到1982年以来以涉嫌“投机倒把罪”相继被抓的“八大王”，与会成员才想起这群人依然被拘押在看守所。经过官员们的讨论，最终确定给温州“八大王”平反。郑元忠、胡金林等人在这年4月得到平反，相继获释。
郑元忠获释回家，看到他的小洋楼已经被当地政府挖成水田，颇为难过。不过，他很快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便是跑到柳市工商所，找中央一号文件，逐字研读，确定政策已经转变，弄明白自己为何突然被无罪释放。第二件事则是找袁芳烈，这个当年下令抓他的人。袁芳烈告诉他，中央政策已经明确提出乡镇企业可以进行大胆的改革尝试，他应该“继续大胆地走自己的道路”。郑元忠得到答案，知道做生意没有了风险后，终于有胆量重新申请办厂。
“八大王”平反之后，温州民众重拾信心，纷纷经商办厂。原柳市镇工商所所长胡万昌称，郑元忠等人翻案对其他企业主影响很大，柳市的低压电器业重新发展起来。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报道称，温州家庭工业企业已达10万余户，从业人员33万。1987年，温州企业开始推行股份合作制。其时，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把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模式称为“温州模式”。
郑元忠出狱后，曾与其他“大王”聚会，商讨未来如何打算。多数人决定急流勇退，过小康生活，除了他和胡金林。他重获自由，如鱼得水。他填平水田，重新创办了一家开关厂，取名为乐清精益电器开关厂。他的后辈南存辉则在此时开办了求精电器开关厂。他的大哥郑元孟成为新华电器集团掌门人。胡金林也开始再次办厂。在他们这一群企业家的努力下，柳市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低压电器生产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