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就有一批活跃在香港媒体的内地人。如今这批“元老级”媒体人还在留守的已所剩无几,只有杨锦麟依然老骥伏枥,斗志昂扬,不断开拓新领域。
初到香港,我在《明报》写社论,开始关注两岸关系。当时这方面的权威是退休的香港新华社(中联办前身)台湾事务部长黄文放先生。此公底气不足,霸气有余,而且喜欢吹牛,曾自吹“一国两制”是他向邓公建议的。其实,我刚从体制内出来,知道一个股级干部实在所知有限。但《信报》上一个署名“陈子帛”写的专栏文章却引起我的注意。打听之下知道作者真名叫杨锦麟,说是此人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留校进入台湾研究所,难怪对两岸问题如此熟悉。1988年,他就拖家带口闯荡香港,做过投资,当过顾问,后来在多家报刊当记者、编辑和主笔,从此媒体成为他的安身立命之地。老杨的笔头了得,十几年来给大大小小的中文报刊写评论文章超过百万字。据说他的最高效率,20分钟写成1700字的社论;最高数量,一天写了9篇专栏文章。听到这样的传闻,我不得不甘拜下风。
年底,我随香港传媒代表团第一次去台湾观摩选举。行前看见同行名单上有杨锦麟的名字,很开心。出发那天见到他,胖墩墩的身材,头发根根竖起,操一口闽南口音浓重的普通话。老杨十分健谈,一路上滔滔不绝,说话俏皮诙谐,有点匪气,有点江湖味。这倒与我是臭味相投,加上我们都是下过乡、吃过苦的“老三届”,交谈甚欢,不免有相见恨晚之叹。此后,每每赴台观摩,或者有两岸关系的讨论会,总能遇到老杨。尽管他伶牙俐齿,常让人下不了台。然而,在这种场合,我俩总是互相抬轿子,也许是惺惺相惜的缘故。
年爆发金融危机,香港一片愁云惨雾。第二年3月,杨锦麟当编辑主任的《快报》倒闭。他失业了半年,为了省房租,搬了三次家。老杨后来回忆说:“那半年,我老担心自己会像那些日本中年男人,在老婆面前还佯作平静,最后穿得西装革履地离家出走,找个地方自杀。”那实在道出了我们这些在香港传媒混饭吃的内地人当时的心声。我自己的饭碗也是岌岌可危,帮不了他的忙。好在半年后,他终于在《商报》谋到一份高级记者职位,尽管从编辑主任又掉下来了,但总算有了一个饭碗。谁知杨锦麟生性就不安分。到了2000年,网络科技浪潮刮到香港,热钱滚滚,不乏传媒的投资者,他毅然告别《商报》,办起了一家名为《世界经济评论》的杂志。此时的老杨一身西装、豪情万丈,相当风光。不料造化弄人,香港经济再次跌入低潮。2002年《世界经济评论》倒闭,50岁的杨锦麟再次失业。当时我在《成报》担任总
不久,凤凰卫视的银屏上就出现了杨锦麟的镜头,他在那里做一档《有报天天读》的节目。一身长袍马褂,一口变音国语,摇一摇扇,呷一呷茶,老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不掩饰,不造作,不矫情,在观众面前显露出真性情。老杨读报,一读就是7年,成为凤凰卫视的一块金字招牌。我也成为《有报天天读》的忠实观众,有空就追着看,常常为老杨犀利、幽默又大胆的点评拍案叫绝。有一次,在餐馆偶遇杨锦麟,见他戴着一副墨镜,就好奇地问是不是患了眼疾。他得意地回答说:“不!是因为我已成名人了,怕粉丝认出来后被围观。”我哑然失笑,但也为老杨的成功而高兴。
2011年6月,老杨宣布辞职,改换舞台,到名不见经传的“香港卫视”去出任副总裁兼执行台长。第二年,香港卫视有意承包广东电视台的公共频道,我充当中介人,又和老杨见面。此时,我已淡出媒体多年,他却踌躇满志,希望在更大的平台上一展抱负。结果生意没谈成,他却到我太太担任总经理的国际名牌“缘”的店铺里,一口气买了数万元的唐装。他说:“在我之前香港只有两种人穿唐装,要不就是成龙,要不就是市场里运货的阿伯。现在我一穿起来,大家都觉得人模人样的了。”
更想不到的是去年初,杨锦麟再次华丽转身,自创公司,与腾讯合作推出《天天看》等视频栏目。在我们这一代“元老级”的香港传媒人中敢于像他那样60岁开始创业、玩起新媒体来的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了。尽管我没有再追着老杨的脚步,当他的视频观众,但还是十分赞赏他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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