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榴身上寄托了古人太多美好的愿望和无尽的遐想，从而使石榴文化在华夏大地影响深远。农历五月，是石榴花开最艳的季节，五月因此又雅称“榴月”。在石榴花盛开的五月，瘟疫流行，人们常会请来钟馗像镇守，而民间所绘的钟馗像耳边常戴着一朵石榴花，有“榴花攘瘟剪五毒”之说。在我国民间，还有以石榴图案祝子孙繁盛的习俗。人们常用“连着枝叶、切开一角、露出累累果实的石榴”图案，象征多子多孙，谓之“榴开百子”，是新婚时窗花、幔帐、枕头等新房陈设中常见的图案。
黄瓜
原产于印度热带潮湿森林地区的黄瓜，距今已有4000年的种植历史。早在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苜蓿和葡萄，接着通过“丝绸之路”引进红花、石榴、核桃、胡麻、黄瓜、葱、蒜等经济植物。黄瓜通过丝路传入我国后，便在此安家落户2000多年，成为家喻户晓的瓜类作物。
黄瓜传入之初，原名胡瓜。因古代称聚居于西北的民族为“胡人”，黄瓜原为“胡人”所种，故有胡瓜之名。而更名为黄瓜，则缘于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建立自己的政权。319年，羯族人石勒建立后赵王朝，立都于襄国（今河北邢台）。他对自己国家的人称呼羯族人为胡人大为恼火，便制定了一条法令：无论说话写文章，一律严禁出现“胡”字，违者问斩勿赦。
有一天，石勒在单于庭召见地方官员，当他看到襄国郡守樊坦穿着打了补丁的破衣服来见他时，很不满意。他劈头就问：“樊坦，你为何衣冠不整就来朝见？”樊坦慌乱之中不知如何回答是好，随口答道：“这都怪胡人没道义，把衣物都抢掠去了，害得我只好褴褛来朝。”他刚说完，就意识到自己犯了禁，急忙叩头请罪，石勒见他知罪，也就不再指责。
等到召见后例行“御赐午膳”时，石勒又指着一盘胡瓜问樊坦：“卿知此物何名？”樊坦看出这是石勒故意在考问他，便恭恭敬敬地回答道：“紫案佳肴，银杯绿茶，金樽甘露，玉盘黄瓜。”石勒听后，满意地笑了。自此以后，胡瓜就被称作黄瓜，在朝野之中传开了。
不过，这个典故疑似是后人附会的。实际上，胡瓜改称黄瓜的确切年代应该在隋代。隋炀帝杨广的母亲独孤氏是鲜卑人，因此隋炀帝有一半胡人血统，但他本人十分崇尚华夏，蔑视胡夷。根据唐代吴兢《贞观政要》中的《慎所好》记载：“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另有唐代杜宝的《大业杂记》记载：“（大业四年）九月，（炀帝）自幕北还至东都，改胡床为交床，胡瓜为白露黄瓜，改茄子为昆仑紫瓜。”
可在现代人看来，我们平时食用的黄瓜明明是碧绿清脆，为何不叫绿瓜反而叫黄瓜呢？事实上，现在我们吃的都是还未真正成熟的黄瓜。绿皮黄瓜在它老熟之时，才会露出“本色”：皮色由绿变黄，肉质变老变酸，种子硬挺。据《齐民要术》记载，北魏时，黄瓜要等色黄后才采摘。但后人发现，黄瓜未成熟时吃着更脆、更香，慢慢地便在黄瓜尚绿之时摘下食用。
引种黄瓜早期，所见文字记载很少，及至南北朝时才有了相关论述，到了唐朝，黄瓜已成为南北常见的蔬菜。唐代《本草拾遗》和宋代《嘉祐补注本草》皆著录了黄瓜。南宋诗人陆游更有七言绝句赞美黄瓜：“白苣黄瓜上市稀，盘中顿觉有光辉。时清闾里俱安业，殊胜周人咏采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