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蕾科:左岸知识分子们的缪斯

时间:2016-03-28 11:12:53 

“任何一个以诗人自居的作者,都无法拒绝为格蕾科写歌。”

2015年11月13日那天,巴黎遇袭,88岁的朱丽叶特·格蕾科(Juliette Gréco)也在巴黎家中。她接到了无数个电话,每个人都问,第二天是否仍然去柏林。格蕾科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无法阻止我登上舞台。”

这句话在她说来,显得格外有说服力,因为大概很少有歌手,从少年时代开始演唱,自此不间断地持续了将近70年。不过筵席终将有散之日。2015年11月16日在柏林“Friedrichstadt-Palast”剧场举办的演唱会,正是她“告别巡回演唱会”的其中一站。从2014年春天开始,格蕾科就陆续开始她的道别演出。今年还将继续,除了法国本土之外,还将有日本站和伦敦站。

提起法国香颂,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皮雅芙(Piaf)和她的《玫瑰人生》,法国人提起她时,总会使用那个意为“小妞”的词“mōme”,只不过前面加上冠词“la”,一切就变得不太一样。比皮雅芙晚出生12年的格蕾科,也被法国人用同样的方式表达爱意。只不过这个词里头,另外加上了表示漂亮的形容词,组成了“La Jolie Mōme”。而皮雅芙去世后,“世上只剩下了一个Mōme”,格蕾科。

年轻时的格蕾科的确令人惊艳,但这个漂亮姑娘身上最不可思议的事,却是能令巴黎一整代左岸知识分子欣赏,是无数诗人心目中的缪斯。她的歌像是历史地图,触及过许多巴黎街道的名字。著名摄影大师罗伯特·杜瓦诺(Robert Doisneau)1948年所拍的“格蕾科在圣日耳曼德佩”(Juliette Grécoà Saint-Germain-des-Prés),更是“以某种奇妙的方式呈现了圣日耳曼德佩街区的气质”。萨特称她的嗓音中“包含了一百万首诗”,“原本灰暗无光的纸张,词语中原本被人遗忘的感观之美,格蕾科的歌声像羽毛般拂过后,一切又重新发出光来”。

1964年,披头士乐队到巴黎演出那晚,巴黎市民分成两拨,一半去听披头士,一半则去看她主演的萨冈戏剧《幸运,单数和大号》。

出生于蒙比利埃的格蕾科,自认为真正的人生是从1942年开始的。这一年她不到16岁,和姐姐夏洛特(Charlotte)、参加平民抵抗运动的母亲一起被盖世太保带走。几个月后,由于年龄太小,格蕾科被释放。走出位于弗雷纳(Fresnes)的监狱大门时,她身上还穿着几个月前那件蓝色系扣连衣裙,而此时的北部,正是法国有史以来最冷的冬日之一,便是在这样的瑟瑟冷风中,小格蕾科走了足足8英里,才回到镇上。

后来她投奔了母亲的一位朋友,和她住在离圣日耳曼德佩不远的一家小旅馆里。她没有衣服穿,朋友就给她送来一些衣物,这些人有的是演员,有的是艺术院校学生,都是男生,他们的衣服对格蕾科自然都大到空空荡荡,于是她就卷着袖子,挽着裤腿儿,走在街上,坐在咖啡馆里——人人都侧头看她,竟然还有人模仿她,哪知这就成了时尚。不合身的着装,配上深色长发和厚厚的刘海,与她眼神里的不驯服一起被包括罗伯特·杜瓦诺在内的摄影大师拍下来,登在时尚杂志上,在“It Girl”一词还未发明的上世纪40年代,以某种先锋的方式,成为巴黎街头的潮流代表。

那个时候的格蕾科,还是一个只出演过小角色的舞台剧演员。她十分热衷于表演,理想是成为一名伟大的歌剧演员。但是一位朋友却建议她以另一种方式使用她的声音:“你喜欢文学,特别是诗歌,何不索性就吟唱诗歌?”

此后,在为她写过诗的所有左岸知识分子中,最特别的那位大概要数萨特。是的,萨特这个全世界最著名的知识分子,认真地为她写过歌。格蕾科回忆这段往事时,将其称为“一个无知少女的懵懂过往”:

1949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四十有余的萨特与二十出头的格蕾科在蒙马特的“金钟”(La Cloche d’or)晚餐,饭后二人朝着塞纳河的方向散步,途中,萨特问道:“那么,您决定要唱歌了?我来帮着选几首吧。”用的还是敬语。

《莫恼海员》(Ne Fa.tes Pas Suerle Marin)是其中一首萨特为格蕾科专门创作的歌,看到歌词的格蕾科几乎有着“不可置信的年少无知”,至今她对当时的情形仍然记得清楚:

她对萨特说:这首歌也太长了!

萨特惊愕道:我说,格蕾科,您是在要求缩短我写的歌词吗?

格蕾科回道:当然!我总不能唱一首长达5分钟的歌吧?

这段对话不免令萨特大笑不已。1950年,格蕾科发行了她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如果你自我想象》(Si Tu T’imagines),上面共有三首歌,其中一首《白色大衣街》(Ruedes Blancs Manteaux)正是萨特为她创作的几首诗当中唯一“光荣入选”的。

专辑同名歌曲的作词是诗人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第三首歌由超现实主义诗人罗贝尔·德斯诺(Robert Desnos)作词。而专辑作曲,则是那首知名香颂《秋叶》(Les Feuilles Mortes)的编曲科斯玛(Joseph Kosma)。作为新人的首张专辑,其“创作团队”显然足够大牌,无异于初入歌坛的北宋小歌女得到了柳永的词。这张被左岸知识分子加持过的专辑,自然十分受欢迎。这个大咖团还只是格蕾科彼时受欢迎程度的一个简略缩影。事实上,那个时代的诗人都愿意为她写歌,为她创作了《爪哇人》(La Javanaise)的赛日·甘斯布(Serge Gainsbourg)甚至表示,“任何一个以诗人自居的作者,都无法拒绝为格蕾科写歌”。

不过直到1964年,格蕾科在翻唱了30年代的经典《对我细诉爱语》(Parlez-Moi d’Amour)之后,才从真正意义上步入了法国流行音乐的主流。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以“浪漫爱情和甜蜜亲吻”为主题的法国香颂逐步流传到全世界,叙事诗以及华美温润的旋律成为法国香颂的意象。也正是从这首如今被近40种语言翻唱的经典曲目开始,年少的格蕾科脱胎换骨,不再是那个一场演出只赚5法郎的姑娘。后来成为哲学大师的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毫无疑问地爱上她。波伏娃对她宠溺有加,给她引荐的名单上,有刚写完《蒂凡尼的早餐》的青年卡波特(Truman Capote),还有已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老人福克纳。

她的魅力还一度散播到好莱坞。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格蕾科的职业生涯开始走国际化路线。好莱坞大亨扎努克(Darryl F.Zanuck)让她担任《天堂之根》(Roots of Heaven)和《破镜惊魂》(Crack in the Mirror)的女主角,与奥逊·威尔斯演对手戏。因担任《乱世佳人》制片人而广为人知的塞尔兹尼克(David O.Selznick)彼时也是电影界另一巨头,他表达爱慕的方式是派出私人飞机邀格蕾科去伦敦晚餐,希望她接受一份好莱坞的七年合约。但格蕾科拒绝了,因为“好莱坞完全不适合我”。

她并不像皮雅芙,在职业生涯中曾有某位贵人的存在,她反而以自己为圆心,画出了一个光彩夺目的圈,聚拢了当时最具声名的知识分子。或许如同萨特所说,格蕾科,“像一道温暖的光,重新点燃我们所有人心中燃烧过的灰烬。拜她所赐,我才会创作歌曲这个在她嘴里变成珠玉的东西”。

战后,许多美国爵士乐手开始往巴黎跑,其中就有“黑色王子”、爵士乐大师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他第一次到巴黎演出是在普莱耶尔音乐厅(SallePleyel),就是在那里,格蕾科第一次听到了他的音乐。很快,两个语言完全不通的人,坠入了爱河。人们会认为这是音乐的力量,而事实则是,直到后来格蕾科去纽约演出,戴维斯才第一次听她演唱。也正是这一次纽约之行,让格蕾科意识到原来世上还存着的“种族歧视”,在那之前,她说她“根本没注意过迈尔斯的肤色”。

也正是因为这个时代局限性,在被萨特问及“为何不与格蕾科结婚”时,戴维斯回答:“我太爱她,不能使她痛苦。”但二人却保持了长久的友谊,直到今天,格蕾科仍称戴维斯是她认识的“最优雅的男人”。有人说,1967年的《为我宽衣解带》(Déshabillez-Moi)这首歌,完全代表了格蕾科的自由精神,她在舞台上表演这首歌时的情态,“充满神秘而镇定的气息”。法国电视2台(France 2)也以“自由的女性”为副题,播出了一部关于格蕾科的纪录片,片头第一句就是格蕾科说:“发生在我身上这么多美好的事,或许是因为我从未有所期待。”

期待甚少的格蕾科,第一次登上著名的巴黎奥林匹亚音乐厅的舞台时是1954年,谁能想到60年后的2014年,她仍会再次唱响奥林匹亚。80岁时出版个人专辑,人人都以为那是最后一张,然而三年前又推出了全新专辑《穿堂而过,动人心魄》(Ca Se Traverse et C’est Beau),这一年她85岁。

这恐怕正是格蕾科出尘之处,她有那种几十年不变的任性、不羁和自由。正如她在《我就是我》(Je Suis Comme JeSuis)中所唱:“我天生讨人喜欢,而无须做出任何改变。”直到今天,圣罗兰的设计总监艾迪·斯理曼(Hedi Slimane)仍然希望她出任品牌大使。而她走在巴黎街头,都会有人冲上来问:“我可以亲你吗?”

无论如何,如今88岁的她,第一张专辑是在“胶木78转”上录制,却唱到了iTunes时代。

文 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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