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户开放”政策，一度让涌入欧洲的难民欢欣鼓舞，德国因此被他们视为“善良好客的天堂之国”。但刚过去的跨年夜，在科隆发生的性侵事件，把德国推到了一个尴尬境地，也给德国在2015年所取得的诸如“经济继续充当欧洲的火车头，欧盟与希腊的债务危机终妥协，在乌俄冲突调停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成绩单上种下了一片阴翳。
据报道称科隆事件中的施害者是长着中东北非面孔的人，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这一事件的嫌疑人中是在2015年难民潮中来到德国的，但人们还是把矛头指向了这些难民。科隆事件也使德国在难民问题上坚持先前的道路变得十分困难。德国总理默克尔唱颂的“我们能做到”，呼吁全国团结，接受更多的难民，已经无法盖过那些来自反对者的声音。她曾经赢得的掌声变得稀稀拉拉。同情并欢迎难民的情绪就此极大降温，而对默克尔的质疑和批评则迅速升温。
矛头直指难民
2015年12月31日晚上，在科隆大教堂照常举行新年弥撒。从科隆大教堂去到科隆中央火车站，需要经过一段阶梯，一片连接教堂与车站的广场，以及一条大约5米宽的马路。大教堂内参加弥撒的游客回忆，刚到19点，他们就已经听到了外面广场上吵闹的燃放爆竹的声音，甚至盖过了正在使用麦克风讲话的神父的声音。
沃尔法特（Wohlfahrt）是当晚的值班警员之一。当晚他被分配的主要巡逻地点位于主教堂及周围的主要街道。据后来警察报告显示：当晚，大约有80名防暴警察在现场，已经是前一年新年夜的两倍。
沃尔法特的巡逻任务从22点开始。21点，在出发前的准备会议上，他就已经得知在教堂正对面的科隆中央火车站广场上有情况发生。在4号警方公布的报告中是如此表述他们当时了解到的情况：现场大约有四五百人，他们因为饮酒而异常兴奋，因而有些过激行为。他们大部分都是男性，毫无章法地在人群中燃放烟花。两个小时内，人群迅速开始聚集，报告称，到23点左右，现场大约有1000多人，报告用“北非或阿拉伯样貌”来形容这群人。
当场的警方指挥官此时拒绝了更多的警力支援，一位警方的高级官员事后称，当场的指挥官显然对当时事态发展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
这个时间点，与沃尔法特的回忆很吻合。他22点50分到达现场，他估算，从教堂阶梯到车站前广场的范围内，大约聚集了1000～1500人。他见到有人故意对着人群燃放烟火，令他感到奇怪的是，这些人对于警察的到来完全无动于衷。沃尔法特无法判断这些人来自哪里。他只记得他们其中的一些人，见到警察的出现后，用法语交流着“没问题”，随后继续点燃手中的烟火。“我们的出现对他们完全没有震慑力。”沃尔法特说道。
此时，按照报告中所描述，现场的气氛“正越来越有火气”，在现场的指挥官决定开始清场并疏散人群，他们封锁了进入中央车站的入口，但仍然没有要求更多的警力支援。
没想到封锁入口却给那些不法分子制造了更多可乘之机。零点钟声敲过，位于莱茵河畔的烟火庆祝活动结束后，人群开始走向中央车站，大部分人需要在那里搭乘火车返回，然而封堵的入口只能让聚集在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这其中就包括那些受到骚扰的女性。根据事后受害人报案时，警方的记录显示，这些犯罪团体，每个有4～20人不等组成，他们众多人将女性围住，试图偷她们的财物，且有性骚扰的行为。
警察的报告中指，附近的警察站在2016年的第一个小时内，接到了30～50个关于偷盗和性骚扰的投诉。女孩子们哭着来到警察站，当时仅有一人值班的警察站甚至无法记录下所有人的投诉。
暴力发生的后的第二天上午8点57分，科隆警方发布一份声明：“节日气氛浓厚，庆祝活动在很平静的气氛中进行。”这显然与当晚当职的科隆警察沃尔法特所经历的完全不同。
1月4日，联邦警察才对外公布一份调查报告，展现当晚真实的情形。警方对于当时的场面用的是“言语难以形容”、“混乱并且不堪”。报告中指出，警方一到现场，就接到了许多“殴打、偷盗以及对女性的性骚扰”的投诉。报告中还写到，现场有人有一些刺激警方的行为。其中一个人说道：“我是叙利亚人，你们应该对我友善，是默克尔邀请我来的。”
全国警察联盟的莱纳·温特（Rainer Wendt）在采访中承认，警方当晚犯了不少错误，最大的错误就是未及时对情形做出判断而请求增加警力。
而第二天的那份“一切平静”的报告，被公众怀疑或是警方有意想掩盖他们的失误，也有人认为，犯罪者的身份是警方想一笔带过的原因。
然而最早来自目击者的描述以及后来的官方证实，都将这群犯罪指向拥有外国面孔的人：他们来自北非、中东和巴尔干。根据内政部长在周五的新闻发布会上证实，有19个已被警方确认姓名的犯罪嫌疑人中，其中10人是难民身份，9人是非法居留状态；另外32个被警方锁定的嫌疑人中，有22人也是难民，但其中也有3个德国人和一个美国人。
默克尔的难题
暴力事件后的第九天，在同样的地点，发生了这样的一幕：至少有三个不同的组织聚集在科隆中心车站前的广场举行抗议活动。一个是名叫“PEGIDA”的组织，德语全称为：Patriotische Europer Gegen die Islamisierung des Abendlandes，翻译成中文就是“爱国的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这个发源自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的组织，自2014年10月以来，在德国德累斯顿等地多次掀起“PEGIDA”游行运动的热潮。2015年1月12日，在法国《查理周刊》被袭事件发生5天之后，超过2.5万名的德累斯顿民众再次举行游行示威。短短数月，“PEGIDA”游行运动已经在德国政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第二个组织则是反对“PEGIDA”的激进思想，他们指责“PEGIDA”正在将德国带回“二战”时期。在这两组人冲突之前，另一个为抗议针对女性暴力的游行已经结束，许多参加者都是在社交媒体的号召下自发加入。而这三组人的共同点都指向了发生在新年夜晚的那场暴力事件。过去几个月对接纳难民表现出极大开放性的默克尔也在新年的暴力事件后转变了态度，默克尔的压力不仅来自她的反对党派，也来自她的本党内部。“基督教民主联盟”Rhineland-Palatinate地区下一届党魁候选人也号召社会进行一个公开讨论，是否将犯罪的移民驱逐出境。
反对党“德国选择党”则抓住时机宣扬反移民政策。党主席Frauke Petry宣称暴力事件就是“没有加以控制的接纳移民的直接后果”。甚至按意识形态倾向应该同情难民的左派也出现了部分人的倒戈，如德国极左政党“左翼党”领导人也公开表示，如果有难民践踏德国的好客精神，他们的确应该被扫地出门。
“在新年夜发生的事情极大程度地暴露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也从另一方面揭露了我们还从未遇见过的问题。”默克尔最近对媒体表示，“我们必须坚决地反对这些行为，并且认为这些都不只是孤立事件。”在柏林上周四，默克尔重申：“我们必须不断地重新审视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否足够，目前来说就是关于驱逐令和实际驱逐政策方面的改变。”
62岁的Lake Akgun是一位定居在科隆、常年研究外来移民融入德国问题的土耳其裔评论家。她认为，新年夜的暴力事件表明，有些人将新来到这个国家的人看作一种负担甚至危险，但有的人认为是对目前社会资源的一种补充，这两者间的矛盾正越来越被激化。“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共同的历史，一段共享的历史。”她表示。
“这就像是在房间里藏着大象，没有人愿意承认——其实整个社会的巨大恐惧是对伊斯兰教的恐惧。”牛津大学难民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贝茨说。他认为，目前最主流的政界人士未能直接解决和面对这些公众的恐惧，或提供足够清晰的辩论来讨论移民问题，因而形成的真空使得那些反移民的势力很快侵占了整个社会舆论。
目前德国政府正准备推出一系列严厉的法律措施，包括大幅度地修改移民法。在新年暴力事件过后，默克尔首次表态赞成修改相关法律。新法律将增大法官的权限，使其可以将犯下性侵等重罪的外国人驱逐出境。
科隆的暴力事件，已经给那些反移民和右翼势力以借口，将所有移民都与犯罪和流氓行为联系在一起。这种“以偏概全”令目前本就处在焦虑不安的德国社会内部对于移民接受问题的分歧越来越大。
“融入难”
一项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的调查显示，难民在德国的就业情况不容乐观。难民庇护申请时间过长令雇主在这期间不敢招募难民，虽然德国已将难民的工作禁令缩短为3个月，但2/3的难民无法找到工作。
这就无形中给难民的融入制造了一个极大的障碍。对多国难民问题有着深入研究的牛津大学难民研究中心主任贝茨警告说，除非领导人能够在移民问题上拿出一个非常细致的论述——一个有关民众对安全和宗教分歧的担忧的解决方案，否则的话，公众对接受难民的支持将瓦解。“在德国发生的这些性骚扰和暴力事件，与这些表面上看是难民的人相关联，这样的事情对公众愿意接受难民的承诺是毁灭性的。”贝茨分析道。
早在“二战”结束之后，德国就发生了显著的外来移民流入现象。1961年10月31日，西德与土耳其签订劳工引进协议，在此之前，西德已与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也签订了类似协议。这些劳工们在接受过疫苗和医疗健康检查之后，被允许留在德国工作。当时的政府认为，这些土耳其籍劳工与其他人一起，“为生产量的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69年11月，当时的联邦劳工机构主席，Josef Stingl批准了大约100万“来自东南欧的客籍劳工”来到德国，他们到达慕尼黑中央火车站。Stingl在那里宣布，德国需要更多的劳工来为其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自此，来自德国前东部领地、中东欧和民主德国被驱逐者、德籍难民，以及地中海沿岸国家土耳其、南斯拉夫的“客籍劳工”，还有两徳统一前后曾经分散在中东欧、东南欧、南欧以及亚洲的徳裔侨民构成了德国外来移民的主体。但与进展中的移民现状并不协调的是，德国政府在对移民现状的判定上长期以来公开否认自己是一个移民国家，然而一方面是不可逆转的移民现实，另一方面则是联邦政府对于移民现状的排斥态度，“德国不是移民国家”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还几乎是德国政界的共识，这使德国成为一个“无移民政策的移民国家”。
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德国的统一，德国拥有的依然是针对“外国人的政策”而非“移民政策”，日益增加的外来移民和多文化的现实与“不是移民国家”的概念自相矛盾。因此德国政府始终缺乏统一而又明确的移民政策和移民融入理念指导。这甚至在1992年对议会民主体系造成了危机，当年总理科尔甚至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1993年，60名研究移民问题的科学家撰写了《德国移民宣言》。也是这一年，无论从社会大众层面或是政府、政党层面，人们在观念上开始经历一个转折。
直到2001年，德国政府才真正开始对移民问题展开全方位讨论，当年移民事务独立委员会调查撰写的移民问题研究报告中的一篇题为《塑造移民，促进融入》的文章开始，承认了德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并提出了完整统一的移民政策理念和移民融入措施建议。2002年，自民党在竞选纲领中首次承认德国是一个移民国家。2005年德国第一部《移民法》经过政党之间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正式出台。
德国移民“融入理念”从2001年开始出现，到2007年《移民法》引入新入境移民参加融入课程的义务和惩罚机制条款，再到默克尔上台后对其进行的不断完善，包括2010年出台《联邦境内融入方案》等，都是希望“使具有移民背景的人能够拥有平等的机会并公平分享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
然而长期存在的移民融入问题却并未因为政策和法律的完善而改善。德国宪法保卫局近日发布的《2015年度安全报告》显示，2014年，登记在案的排外暴力事件达到了破纪录的512起，对难民住所的袭击案件也急剧上升。去年7月，在德国萨克森州莱比锡附近的两处难民收容所分别发生枪击和纵火未遂案。嫌疑人均表示想通过这样的行动向越来越多的外来移民发出警告：“滚出德国！”
这一警告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可想而知。在去年11月制造巴黎恐袭的枪手，正是操着没有口音的法语的中东移民。这些大量被边缘化的往往是二代、三代的移民反而是加入“伊斯兰国”的主要人群。他们会说流利的欧洲语言，却因为在社会中难以融入或感觉被异化，走上了暴力之路。他们的暴力倾向，带给德国的将是一团一时半会还无法顺利解开的乱麻。
正如《纽约时报》评论写道：“我们该问的真正的问题不是这些难民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德国是否在做一些有效的工作让他们融入社会，如果没有，我们是否需要做一些什么来改变这个现状。”《明镜》周刊也认为政客对“融入问题”处于看似了解却无动于衷的状态，“德国社会分裂的裂痕正越来越严重”。
文 龚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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