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

时间:2017-05-23 09:32:41 

艾江涛

1917年,经学大家钱玄同对文学革命最早声援。其激烈极端的性格与主张,使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得以迅速扩张。

1917年1月,30岁的北京高等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钱玄同,看到胡适刊登在《新青年》2卷5号上的《文学改良刍议》后,接连给陈独秀写了两封信。

钱玄同(右)与妻儿合影(摄于1937年)

在不及细察胡适观点的第一封信中,赞赏之外,钱玄同一出手便提出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这句后来在文学革命中传播最远的口号。“反复细读”后的第二封信,钱玄同推举胡适“不用典”的议论最为精彩,但他不满足于胡适“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的温和态度,认为“反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

来信让陈独秀和胡适格外激动,陈独秀在回信中称:“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愁国之不景从也。”要知道,年纪不大的钱玄同出身书院世家,1906年留日期间,便师从古文经学大家章太炎,1912年又问学于今文经学家崔适,兼通古今,精研“小学”,能得到这样来自旧学名流中的声援,自然让胡适他们欣喜不已。

钱玄同的响应并非一时兴起。他早在1904年便与朋友创刊《湖州白话报》,1910年又协助章太炎编辑光复会的机关刊物《教育今语杂志》,1912年在家乡湖州创办《通俗白话报》。不过他参与的这波晚清之际的白话文运动,并非后来“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因而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其缺点正如胡适1922年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所分析的:“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去吃罢。”

早期的白话训练之外,1917年前后,钱玄同的思想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轨迹,直接表现于他的名字。钱玄同本名钱怡,留日期间受“排满复汉”思想影响,改名钱夏,字中季。而使用“玄同”之名则始于1916年9月,因为号“疑古”,钱玄同自称“疑古玄同”,以示其疑古辨伪的思想倾向。1914年起,袁世凯颁令尊孔,康有为宣扬孔子为“中国之教主”,为其复辟造势,不久,钱玄同便先后目睹1915年的洪宪帝制,还有1917年溥仪13天的复辟闹剧。这两件事情让钱玄同大受刺激,正如他早年同上章太炎课的同学周作人晚年所分析的:“所有复古的空气乃全然归于消灭,结果发生了反复古,最后归结于毁灭古旧的偶像上。”

正缘于此,钱玄同极为认同陈独秀发表在1917年《新青年》3卷3号上《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一文中的观点:“我们要巩固共和政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从此,激烈的反孔思想再无变更。

林毓生在《思想与人物》一书中曾分析“五四”一代:“最基本的冲动是一个功利的冲动,而不是一个人文的冲动。功利的冲动导致我们学习西洋的时候,常常发生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钱玄同可谓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不仅认为中国“旧小说十分之九,非诲淫诲盗之作,即神怪不经之谈。否则以迂谬之见解,造前代之野史”,而且提出“要中国有真戏,非把中国现在的戏馆全数封闭不可”。不过,他那时更加激烈的主张要算直接废除汉文,代以语根精良、发音整齐的世界语。

1918年3月14日,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写道:“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其缘由正是1917年前后他思想上的巨变。此前,由于和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合演“双簧戏”,以痛快批驳拟想中的新思潮反对者,再加上其废除汉文的主张,让钱玄同连同《新青年》杂志一起,遭到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自称“拼我残年极力卫道”的古文家林纾,怒不可遏,乃至在1919年2月的《新申报》以文言小说《荆生》影射咒骂。小说中人物金心异被丑化为“怕死如猥,泥首不前”。金对钱,心对玄,异对同,影射之人显然正是钱玄同,从此他在朋友间便多了一个诨名“金心异”。

由于“废除汉文”一说受到广泛攻击,陈独秀在1919年1月15日的《新青年》6卷1号上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面为钱玄同开解,“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一面表明态度,“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赞成的”。

激烈的反對意见背后,研究“小学”出身的钱玄同,极为重视文字语言的改革。1917年6月,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钱玄同提出应用文“改革大纲十三事”,其中的汉字拼音化、拼音标准化成为他毕生努力的方向。也是在钱玄同的坚持下,《新青年》从4卷1号起全部改用白话,并引入新式标点。

1917年的钱玄同,注定成为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除了对文学革命的猛力推动之外,也正是他通过一次长谈,劝动鲁迅出来写文章,才有了发表在1918年5月《新青年》4卷5号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周氏兄弟与钱玄同都是1908年章太炎在日本《说文解字》课堂上的学生,尽管后来由于性格原因,钱玄同与鲁迅生出间隙,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三人私交都非常好。

1917年前的三四年间,鲁迅正处在一段沉闷的低潮期,除应付教育部的差事之外,大部分时间坐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抄古碑,辑古书,读佛经。钱玄同不时来找鲁迅长谈,据周作人晚年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钱君从(1917年)八月起,开始到会馆来访问,大抵是午后四时来,吃过晚饭,谈到十一二点钟回师大寄宿舍去。”

两人其中的一次长谈,涉及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铁屋子”隐喻,并直接触动了鲁迅再次动笔创作。这一经典场景被鲁迅生动地记录在1922年12月的《呐喊·自序》中。在鲁迅笔下,钱玄同的形象跃然纸上:“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一天晚上,钱玄同翻着鲁迅的古碑钞本发问:“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鲁迅答道:“没有什么用。”“那么,你钞它是什么意思呢?”向来抱着功利主义思想的钱玄同继续发问,鲁迅只好说:“没什么意思。”钱玄同随口接道:“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其时,钱玄同正热烈地投身于《新青年》上的文学革命讨论中,虽尚未参与编辑工作,但也热心于帮忙约稿。

不久,钱玄同成为《新青年》的轮值编辑。据李可亭在《钱玄同传》中的统计,鲁迅与周作人在《新青年》第6卷的作者中发稿量位居前两位,分别为26篇和22篇。与鲁迅多数为杂感文章不同,钱玄同的通信则占了多数,这无疑也是他在当时社会影响力的体现。

钱玄同(1887~1939)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过去之后,投入更多精力于中国的语言文字改革,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字母注音、文章加标点符号、版式横排、数目用阿拉伯数字、采用公历纪年,举凡惠及今日语言文字习惯的方方面面,都能看到他的影响。1928年,钱玄同在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所做的事,是关于国语和国音的;我所研究的学问是‘经学‘小学;我反对的是遗老、遗少、读经、新旧各种八股、他们所谓正体字、辫子……二十年来如一日,即今后亦可预先断定,还是如此。”

而他固执而率真的做派从未改变。1937年“七七事变”后,滞留北平的钱玄同复名钱夏,不做敌伪的顺民。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因突发脑溢血去世。

(参考资料:《钱玄同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钱玄同传》,李可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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