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

时间:2017-05-23 09:38:08 

张月寒

从绍兴来到北京,当时的周作人或许没有意识到,他正日渐卷入时代的漩涡。

左图:周作人(摄于1931年)

1917年2月,绍兴正是一年里初春的料峭刚要散去的时候,“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这个月20日,周作人接到大哥周树人(鲁迅)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要他去北京工作。彼时,周作人已从日本回国6年,在故乡绍兴教授中学英文,并在当地做了大量儿童文学的研究,写了他唯一的一篇创作小说《江村夜话》。钱理群在《周作人传》里评论,其实周作人客观上已在“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做着准备,尽管他自己对此毫无自觉”。

1917年3月5日,周作人向当时所在中学辞去了教职。3月27日,他先乘船去宁波,经水路、陆路,于4月1日抵达北京。

当天,他住进了大哥落脚的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那绍兴会馆,“颇有些阴森之气”。出门就是菜市口,前清有名的斩首的地方。会馆内房屋都是旧式,窗门是和合式的,上下都是花格糊纸,没有玻璃。院子里有一株大槐树,夏秋之间有许多槐树虫,成虫从树上吐丝挂下时,在空中摆荡,也有人称之为“吊死鬼”。不过,也就是在这株槐树下,周氏兄弟和钱玄同、刘半农多次高谈阔论、慷慨激昂;新文化运动有多少思想的涌现,都是在这槐树下的讨论所迸发出来的。

落脚两天后,周作人去北大拜访校长蔡元培。可是去了两次,刚巧蔡元培都不在。4月5日,蔡元培亲去绍兴会馆回访了周作人。因学期中不便安排新课,蔡元培希望他先教国文。可是,周作人自认为擅长英文、希腊文,国文教学恰是他最不感兴趣的。于是,思考一番,他向蔡元培请辞。

事实上周作人很早就知蔡元培的名字。他们本是绍兴同乡,蔡元培家住城内笔飞弄;小时候,周作人在家曾偶然翻到蔡元培的一本朱卷,文章很是奇特,不守八股规矩。之前蔡元培从德国回乡省亲,还和周作人短短见过一面。钱理群在传记中写道:“双方都留下了好的印象。”

右图:1917年7月,张勋复辟后,段祺瑞组织“讨逆军”攻入北京

4月11日,蔡元培聘周作人为国史编纂处编纂员。周作人和大哥商量后,觉得不好再推辞,便答应了下来。事实上,这段工作经历给了周作人不少翻阅英文杂志的机会,有些文章他觉得好的,就翻译出来发在《新青年》上。来京之前,周作人就已很熟悉《新青年》。据《鲁迅日记》,他于1917年1月寄给当时尚在绍兴的周作人《新青年》一包共10册。

在正式当上教授之前,周作人还遇到一件事,张勋复辟。1917年7月1日,兄弟俩正准备去琉璃厂,就听外边传“挂龙旗了”。周作人在日记中记载当晚心情郁闷,“饮酒大醉,吃醉鱼干”。7月7日,他在日记中写:“上午由飞机掷弹于宫城。一时同大哥移居东城船板胡同新华饭店。”

这一出闹剧,虽只持续了十几天,但对周作人日后的思想发展,却是影响深远的。他后来多次谈到这次“复辟事件”对他的震动以及意识到中国改革的艰巨性。这件事启发他写出名篇《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中的力作。在这篇文章里,他写道:“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字,也有什么用处呢?……他们还讲三纲,却叫做‘三条索子……又或仍讲复辟,却叫做‘皇帝回任。”文章最后,周作人总结,中国的文学革命,第一步是文字改革,第二步是思想改革,且第二步比第一步更重要。

当时,两兄弟在东京时代的老同学钱玄同经常来访,常吃晚饭,并聊到11点多才回。他和周氏兄弟曾一起在东京听过章太炎的讲课,在杭州也先后和他们做过同事。周作人在1917年8月9日的日记里记载:“下午钱君又来,留饭剧谈,至晚十一时去。”同月27日:“晚玄同来谈,至十一点半去。”以后几个月,周作人日记中也都有这样的记载。

钱玄同走访绍兴会馆最勤的时期,也是《新青年》编辑部改革的时期。这三个人,聊天的话题十分广泛,但中心却也离不开“复辟事件”的思考。据周作人回忆,这正是钱玄同由复古往反古方向坚定前进的一个转折关口。钱玄同《致周作人书》中写道,他曾与周氏兄弟“在绍兴会馆的某院子中槐树底下”谈过许多“偏激话”。

1917年9月初,北大的新学期正式开始。学校聘请周作人为文科教授,国史编纂处的工作同时也兼着。于是,周作人终于得偿所愿,在中国文学系开设了罗马文学史和近世欧洲文学史两门课程。自此,32岁的周作人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北大生涯。

据说,周作人上课温文尔雅、旁征博引、学识渊博,颇受学生欢迎。进入北大后一段时间,周作人通过自己的学术与教学活动,终于为大学所承认,成为“卯字号”名人。所谓“卯字号”,指北大文科教员的预备室。蔡元培主持校政后,聘请一大批新、旧派名人任文科教员,“卯字号”是当时著名的群贤会集场所。

据钱理群《周作人传》记载,一名外来教员要在北大立足,其实也很不易。当时同为北大教员的刘半农、胡适等,最初就很看不起周作人,明嘲暗讽,使他不安于位。当时似有“西洋留学”高于“东洋留学”之风。

不过,随着日渐交往,这些芥蒂都渐渐没有了。1929年的《周作人致胡适书》中说,他与胡适之间是“交浅”而不妨“言深”。后来周作人在日军侵华后选择留京,并出席日本人举办的文化座谈会,胡适还写信规劝。

1918年旧历除夕,刘半农和周氏兄弟一起欢聚守岁,并赋诗一首,以为纪念。当时,刘半农也是补树书屋的常客,与周作人日后成了终生的好友。

经过“复辟事件”的刺激,陈独秀决心把《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文化運动推进一步,由文体改革发展为思想革命,这与周氏兄弟的意见不谋而合。

1917年9月17日,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比《狂人日记》首发还早。接着,他又在第4卷第2期上发表了《古诗今译》。从此以后,他就“一发不可收”了,译文、随感录、论文、新诗,几乎每期《新青年》上都有他的文字。周作人很快就成了《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

在这一时期,周作人与李大钊也有交往。1918年11月,《新青年》同人商议创办《每周评论》,周作人参加了陈独秀、李大钊举办的活动。在周作人1919年的日记中,就有不少关于两人的交往。也因李大钊关系,周作人开始为《少年中国》写稿。

周作人(1885~1967)在五四运动后与郑振铎、沈雁冰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等创办《语丝》。随着主义之争和时局险恶,他退入“苦雨斋”,自称“闭门造车”式文学创作。日军侵华后,他最初是受当时北大校长蒋梦麟委托担任“留平教授”,之后却一步步做出了令友朋痛心的选择,于1939年1月接下汪伪政府“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他以汉奸罪被国民政府逮捕,1947年被判10年有期徒刑,1949年获提前出狱。新中国成立后他以稿费维持生计。“文革”时期他受到红卫兵批斗。1967年5月6日去世。

(参考书目:《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周作人著;《周作人传》,钱理群著;《“叛徒与隐士”:周作人》,倪墨炎著;《周作人自编集:雨天的书》;《知堂回想录》,周作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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