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飘着很大的雪。庭院，房顶，田野，白茫茫一片。我踩着小凳，趴在窗台上，看雪。有人敲响院门的时候，我正踩着小凳，趴在窗台上，看草棚里觅食的一群麻雀。
爸爸在外地工作，妈妈被邻村人请去接生了，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妈妈临走时，一再嘱咐我看好家，要有陌生人敲门，千万不要开──坏人很多。
听到敲门声，我忙从小凳上跳下来，跑到院门的后面，好奇地对着门缝，向外瞧看。我家住在村子最东头的路北，院门正对着大街。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满身是血地躺在门外。那老头戴着的眼镜，只剩下大半个镜片。他显然发现了门后有人，抬头望着我说，小姑娘，能让我进去，暖和一会儿吗？
你是个特务吧？我这么想着，就顺嘴说了出来。很多小英雄的故事，在我脑海里闪现出来。假如他掏出一把糖来给我，我肯定会用力摔在地上，“呸”一口说，谁吃你的臭糖！这是糖衣裹着的炮弹！
我像特务吗？他微笑着说，你们不是常说，热爱党，热爱祖国吗？我就是共产党，是被特务打成这个样子的。
想想电影里宁死不屈的党员，还真是这个样子。我就相信了他的话。妈妈也经常说，别人遇到困难，一定要伸手帮助。更何况，他是一个受了伤的共产党员。
可是，我搬不动你。我打开院门说。
谢谢你，小姑娘。他这么说着，已吃力地爬动起来。或许是受伤太重了，每爬动一下，都疼得龇牙咧嘴好半天。厚厚的积雪，在他的身子底下，发出轻微的脆响。爬过的地方，留下一路血污，又很快被厚厚的落雪覆盖。
等他终于爬进屋里，妈妈回来了。我跑过去，扑进她的怀里，向她讲述了刚才的一切。妈妈抚摸着我的小脑袋，夸奖说，宝贝，你做得对。快去厨房，抱些干柴，给爷爷取暖。
妈妈快步走进屋，将爷爷扶起来，老校长，你咋成了这样？
爷爷苦笑了一下，今天上午，西村开我的批斗会。会场里摆着一条长凳，凳上放两块砖。他们让我跪在砖上。我没有办法，只能跪上去。他们一脚将长凳踢倒，我就摔了下来。摔下来，扶上去，再狠劲踢倒……我的两条腿，被生生摔折了。逃到你们村，我敲了很多家的门。他们看见我，像见了瘟神，都不敢开。这是你的女儿吧？她救了我。
点燃一堆干柴后，屋里渐渐暖和起来。妈妈说，您饿了吧？我做饭去。爷爷感激地微笑着，并没有阻拦。
妈妈做饭，我烧锅。妈妈告诉我说，这个爷爷姓李，原本是城里的大干部，因为一些言论，抵触了大好形势，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西村当老师，后来又升成校长。
我问妈妈，哪些言论，抵触了形势？
妈妈笑了，给你说了，你也不懂。有一天，省报的头条，有一则报道，说某个地方，小麦单产过了十万斤。你爷爷不信，说把十万斤麦粒堆起来，比麦棵还高，有可能吗？妈妈一再嘱咐我，爷爷住在咱家的事儿，对谁也不能说，要保密。
我点点头，妈，我对谁也不说。
爷爷这一住，就是三个多月，直到春节前夕，才拄着木棍，一瘸一拐地离开。这期间，我听爷爷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和做人的道理。到后来，我们比亲爷俩还亲密。他走时，我大哭了一场。
一晃多年，我已是个高中生，对爷爷的记忆，也渐渐淡去。突然有一天，爷爷坐着小轿车，来到俺家。带了许多好吃的食品，许多学习资料。随同他过来的司机，告诉我们说，爷爷平反了，现在是教育局的一把手。
接到大学通知书那天，我和妈妈接受邀请，去爷爷家做客。这时的爷爷，已升成副县长，分管文教卫生。
不久，妈妈被调到公社卫生院工作，拿工资，吃商品粮。
很多人都羡慕，说我们自从遇见贵人，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好事连连。也有遗憾的，他们说，当时，如果不是怕受牵连，哪能轮到你家遇见贵人呢？妈妈听了，什么也不说，只是笑。
爷爷退休后，得了脑血栓，瘫痪在床上。他的儿女都在大城市工作，无暇尽孝。妈妈毅然停薪留职了，全心全意去照顾爷爷。在妈妈的精心照料下，爷爷又活了十一年零五个月。弥留之际的爷爷，已高度昏迷，却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妈妈，反反复复地念叨着两个字：贵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