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吴晗的母亲和弟妹，为躲避日寇，也从家乡来到昆明，与吴晗住在一起。当他们见到端庄大方、彬彬有礼的未婚儿媳，却面色苍白、风吹就倒的样子，不免大吃一惊：这样的姑娘，怎能同儿子结婚呢？
在其他事情上，吴晗对母亲的话都是言听计从，唯独这件事，他非常固执。他仍旧耐心护理着袁震，每天扶她到室外去晒太阳。那时昆明常有空袭警报，经常需要卧床的袁震不便躲防空洞，吴晗就把家搬到了城郊东北的黑龙潭落索坡。
母亲见自己的规劝不起作用，就找最关心吴晗婚事的大妹去劝，要她警告哥哥，说：“若娶了她，要断子绝孙哪！”
当妹妹把母亲的话一五一十地转达给吴晗后，吴晗正儿八经地对妹妹说：“我并不是因为袁震生病，同情她，才跟她好的。我和她是清华的老同学，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个是生死不渝的。她在这最危险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我不能够抛弃她，那样她受不了。两个人要好，不仅在顺利时要好，更重要的是在患难中要好。不管袁震愿不愿结婚，我都要照顾她。否则，那就是不义的人。难道你愿意自己的哥哥做不义的人吗？”
吴晗的一番话把妹妹感动了，于是就反过来帮他做母亲的工作。母亲终于无话可说。就这样，在吴晗一家人的精心护理下，袁震的病情得到控制，她的脸色也慢慢红润起来。吴晗和袁震终于能像普通恋人那样，在夕阳的余晖里，漫步于小径之上了。
1939年10月的一天上午，吴晗对母亲谎称陪袁震进城看病，他俩来到昆明城里一家旅馆，约了几位好友，在一间简朴的小屋里举行了一个极为简单的婚礼仪式。这一年，吴晗30岁，袁震32岁。一对患难情侣，苦恋五年，终成佳偶。
与袁震结婚，无疑意味着要照料她一辈子，吴晗对此早有思想准备。多灾多难的袁震婚后没多久，又患上了子宫肌瘤，出血不止。大量的出血又引起了严重的贫血，不得不每十来天就要输一次血。吴晗得知自己的血型与妻子的血型相匹配后，便瞒着学生和好友将自己的血输给了妻子。由于输血太多，吴晗一度患上了脑贫血，几次在讲课时晕倒。袁震知道后，十分痛心地说：“你不要再为我输血了，我反正是这个样子啦，多活一年与少活一年也没多大差别，可你肩上的担子重啊，你的身体千万不能垮呀！”吴晗听后却轻松一笑，安慰妻子说：“我的生命中不能没有你。为了使你早日康复，我就是少活十年八年又有什么关系呢！”
为了支付袁震的医药费，吴晗把自己的生活费用降到了最低限度，身上穿的是大学时代的旧衣衫，脚下是露出了后跟的布鞋，每次去上课来回要走20公里的路。为了给袁震增加营养，吴晗买不起肉时就买些牛骨头来炖汤给袁震喝，他自己每次给袁震输血后，也不过喝碗牛骨头汤补补身子。后来到了实在没有钱的时候，他便忍痛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书卖给清华大学图书馆，以解燃眉之急。对此，植物学家蔡希陶曾赠他一副对联：“门书天禄阁，人在首阳山”，以表达自己对吴晗的钦佩。
1949年11月，吴晗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可不管公务多忙，吴晗对袁震的感情和照顾一如既往。袁震也尽力在学术上帮助丈夫。在此前后十几年间，吴晗先后出版《历史的镜子》《史事与人物》《灯下集》《春天集》等多部著作。吴晗不止一次地对人说：“我的每一篇文章，都有袁震的心血！”
由于袁震的身体原因，一直没生小孩，吴晗夫妇就从孤儿院抱回了一儿一女。这给了吴晗夫妇心理上莫大的安慰。然而，正当吴晗和袁震沉浸在家庭天伦之乐的幸福中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向他们袭来。1968年3月，吴晗被捕入狱。不到1个月，袁震又被当成反革命家属，关进劳改队实行“群众专政”。原本就长期卧病的袁震，哪里经得起这般的非人折磨？1969年3月18日，袁震永远离开了人世。同年10月11日，饱受折磨的吴晗，也在秦城监狱里含冤辞世。
一对患难与共的伴侣，虽含冤九泉，但他们不离不弃的忠贞爱情却早已穿越了生死，像一首不朽的歌，让我们每次聆听都心生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