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间，也有人对她示好。她的一个远房的表哥，也是同村的人，诚实厚道，他给她挑水，也给她帮忙种地。一次，是批斗会，作为“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她被带到会场，接受批斗。一群人围着她，让她交代反革命行为，她没什么可交代的，他们就打她。他站起来，说：“她一个妇道人家，知道什么是反革命？这不是乌鸦啄柿子，拣软的来吗？”
结果，没有救下她，他反而也被拉到了台上，陪斗，挨打。
事后，她找到他，没有别的报答，只是做了一碗荷包蛋。他没接荷包蛋，而是紧握着她的手。她低敛着眉眼，轻轻抽出手，说：“表哥，我们还是做兄妹吧。一切，都晚了。”然后，她转身忍住眼里的泪，快步离开。
是啊，一切都晚了，在那个十八岁的冬天，当他掀开她的盖头时，她的心就永远地属于了他一个人。
四
孩子，慢慢长大。她，在煎熬中褪尽红颜。孩子上小学、中学、大学。一晃，又大学毕业，进了城。
她，仍然住在农村老家。
儿子接她，让她去城里住，她笑道：“一辈子在村里住惯了，城里虽好，可我住不惯。”儿子强求，和儿媳妇一次一次去接，说让她去照顾小孙孙。她无奈，去了，临走时，把钥匙放在了灶房的门槛下，儿子不解，问她咋不带在身上，她笑笑，没说话。多少年前，每次她离开时，都会把钥匙放在那儿，而他一找一个准。她怕她进城了，有一天，他回来了，会寻不见钥匙，进不了门。
在城里，她知道，儿子是骗她，让她来城里住。照顾孙子，有保姆呢。
她住了十多天，无论如何也要回去。她怕在她离开后，有一天，他会突然回来，没有她，他会无所适从的。儿子无奈，任她回去。从此，每天，她总会站在村口，遥望着，遥望着远方的白云和天尽头的远山。当年，他就是从那儿离开的。
这样的日子，一过又是二十年。
终于有了他的消息，他随军去了那个孤岛。她听了，替他难受，不知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是如何熬过来的。同时，一颗飘摇了几十年的心，也终于找到了落脚的地方。每天，她仍然去村口望，风雨无阻，一如几十年中的每一天一样。
在她八十岁那年，她等回了他，一个骨灰盒。她站在村口，看着捧着骨灰盒的儿子一步步走近，她用手抿了抿头发，庄重而微带羞涩，不自觉地说：“钥匙放在门槛下，知道吗？”说完，醒悟过来，知道他已经不可能再找钥匙了，老泪纵横。
她在前面一步一步走，拿出钥匙，打开门，接过儿子手里的骨灰盒，走进卧室内，把他轻轻地放在桌子上，轻轻地抚摸着。这样呆呆地，一直到晚上，又到天亮。第二天，不见她出来，儿子打开房门，她趴在骨灰盒上，一动不动。喊她不应，拉她也不动。
她停止了呼吸，脸上，却有一抹安详的笑。
换寿衣时，她的手紧紧地握着，掰开，里面有一张泛黄的字条，上面写道：你在，我不敢离开。大家不知道，那是新婚不久，他写给她的。长长的，她保存了六十多年。六十多年的岁月，他们分开了，可分开的是身体，没分开的是心，是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