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是一个多事之秋，羽绒服事件过去没多久，令人烦心的事情又接踵而来。
晚上七点半，教‘外国文学史’的地中海老头操着不知是哪个地方的方言，唾沫四溅之时，我的手机忽然响了。
“向晚！你这个不要脸的小贱货，你要是恨我，你冲着我来，为什么要这样伤害邵安！”
孙红尖利的嗓音从手机那头传来，仿佛要刺破了我的耳膜，她是抽什么羊癫疯！我想也没想啪的就挂了电话。
她锲而不舍，没到两分钟又打了过来，一接通又立即对我破口大骂：“你这个小贱货，你就和你妈一个贱样……”
“你骂谁呢你！你他妈才贱呢！你他妈就一小三，破坏别人家庭的贱人！就有什么资格骂我妈！”她可以骂我，可要敢骂我妈，我是绝对不会客气的。
我这么一开口，教室里瞬间一片鸦雀无声。我平时给他们的印象不是文静就是装逼，忽然说出贱人这种字眼，把他们都吓坏了。
坐在我前面的班长杜霖嘴巴的张得跟鸡蛋一样大，惊愕的盯着我，其他同学也朝我投以相同的目光，讲台上的地中海脸色就像锅底一样，盯着我久久不语。
手机那头的尖利的声音依旧没有停止，被我骂了两句之后，更是愤恨，并且带着哭腔：“你这个没良心的狗东西！这些年我都白疼你了，你骂我，你坑害我都没关系，你为什么要害小安，我告诉你，小安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要你偿命！”
“邵安怎么了？”我的脑海中顿时一片空白，孙红是个人民教师，再生气她也不会骂出那些肮脏的字眼，她现在……她现在这么说的意思是说……。
“就因为你这个小贱人！小安割腕自杀了，我告诉你，小安要是死了，我要你偿命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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