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和我说起这些故事的时候，我正在灶台前拨弄冒着火星的木炭，那一年我10岁，刚刚开始读梁羽生和金庸的武侠小说。那些深藏不露的高手，那些独孤求败的武功，那些风华绝代的女子，那些奇形怪状的人物，与我当时好发奇思的年龄是谐和的。
外婆当时已经开始渐渐地老了，头发挽成髻，梳得光滑顺溜。外婆的脸还是素白洁净，她从来不涂口红，但那小薄片嘴到老了也还是那样，她的眼睛也还是灵动活泼的，也许过几年会变得浑浊些。她坐在我家的厨房门口，翻弄着金庸的那本武侠小说，假装不经意的样子，用一种很深沉的语调说：“你外公当年也读很多很多书的。”我说：“是吗？”外婆道：“是的。他是那样一个神奇的人，他脑子里有那么多东西，他还会唱很多山歌，他有那么多故事……还是走了。”
说到外公的故事，外婆的沉郁让我觉得那个故事一定是跟爱情有关的，是一个悲凉的故事。人生往往如此。外婆把椅子移近了些，摸了摸我的头，说：“我到底是不能把这故事带到坟墓里去。”在厨房里听外婆讲老去了的爱情故事，我有一种惶恐的感觉，仿佛这场战争还在继续，外婆就在荒野里，一个人守着破碎的结局。
外公的生命里有过4个女人，这4个女人中3个是外公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恋人，其实那个年代的人不怎么习惯用这样的词儿。
外公不像普通的旧式男人那样，妻妾成群。他是个革命者，是个纯粹的共产党员，对于爱情，他是有始有终，有条有理的。他整个的是这样一个充满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吹拉弹唱，满腹韬略，除非枪弹打到了他身上，否则他是一直守在前线上的。
外公生得仪表堂堂，言谈斯文。他是这个村庄里出来的第一个中学毕业生，他的父亲是清末的贡生，一门心思让他好好读书，光宗耀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尽管海南岛孤悬海外，过了些日子，敌人的军舰和飞机还是开始了对岛上这个小县城的炮轰，外公的学校被迫停课，外公被疏散到了很偏远的山村里。
外公到这个山村的当天夜里，就开始挨家挨户地进行抗日宣传，筹办夜校，他自己当教员。枪声在后山上响着，外公在讲台上声情并茂地讲解，泰然自若地在学校里奋笔疾书。
那一年的年底，外公于黄昏时分抱着一大摞书走进外婆的村庄，当时山上的枪声已经持续了整整一夜。为了避开日军的耳目，外公绕了小路进村。当时外婆正坐在闺房里木制的床上，床上铺满四六席，满满当当的，是女人的世界。外婆善做女红，一根线一根线地缝制送给胞弟的衣服。外婆的家在村口，外公从窗口呈眼就看见了那个低头做女红的唇红水灵的美丽女子。
外公和外婆再次相见的时候，是那整个秋天过去后。那天夜里，外婆的胞弟刚刚从前线回来，正和外公在学校里商议新的作战计划。外婆穿着自己缝制的粗布蓝衫，从颈间到腋下的一排扣子镶了水蓝的边，有些出挑。外婆提着一盏煤油灯，就这么一扭一扭地走过去，外公的眼睛都看得不会动了。那时候的外婆长得可真是漂亮，外公一看到她就在心里想，他要她做他的女人。
外婆说起和外公初次相遇的场景，还有一脸的娇羞。外公在那个山村里一待就待了近一年。2月的早春，日军占领了海口，同时炮轰西部港口的墩头，外婆的村庄就在墩头边上，外公负责开展工作的学校被迫停课，和外婆的爱情也面临着断裂的局面。外公得离开这个村庄了，要率领队伍去和日军作战。
在这样的年月里，外公、外婆的爱情像是寒噤的黎明，有些模糊、瑟缩、靠不住。外公永远在路上，回不了家，待回去了，也许家已不存在了。房子可以在日军的炮声里瞬间毁掉，钱可以转眼变成废纸，人随时会死，像外公这样的革命者，更是朝不保夕。无论书里有多少凄美的爱情，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挂的虚空绝望。而且外公和外婆都是从小被父母指腹为婚给了别人。到底外婆是无助的孤身女子，怀着我几个月大的母亲，还是嫁给了村里那个在娘胎里就注定要成为外婆丈夫的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