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小上学后的一年冬天，15岁的赵树理由父母作主，同邻村张家山一位姓马的女子结了婚。这位马姑娘比赵树理年长一岁，高大结实。相比之下，赵树理又矮又弱，颇有“小女婿”之感。结婚之初，赵树理的头脑中仍然是夫为妻纲那一套。为了维持纲纪礼仪，他时常摆出男子汉大丈夫的架子要妻子服从，有时还到母亲那里告状，以婆婆压媳妇。当时他只是一名高小学生，年龄不大，阅历也有限，对妻子的一些苦衷不以为意。有时他从学校回到家里，妻子对他倾诉日常生活之苦，想从他那儿寻个精神安慰，他总是认为这些小事无关圣贤之道，因而置之不理，有时还加以斥责，使妻子颇感委屈。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接受了一些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想，感觉以往对妻子那样的态度很不应该。不知不觉中，夫妻关系日益亲密起来。高小毕业后，赵树理先后在外地上学和教书，妻子在家操持家务。1929年春，马氏夫人不幸病故，年仅24岁。马氏夫人生有一子，小名大湖，学名赵广元。赵树理晚年回忆起与马氏夫人8年的夫妻情分，时有内疚之感。
赵树理的第二位妻子关连中与赵树理共同生活了38年，他们在风雨之中相互扶持，情真意笃。关连中不仅是赵树理家庭里的贤妻良母，也是赵树理当之无愧的知音。
关连中1914年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在她兄妹7人当中，先后有5人被活活饿死。一直长到十七八岁，她连名字都没有。她个子又瘦又小，关家人称她为“小女”。“关连中”这个名字，是赵树理在新婚之夜为她取的。
他们在1932年结婚，婚前互不相识，婚后很长一个时期也是聚少离多。那时赵树理先是在外地教书，后来又参加抗日工作。抗日战争期间，赵树理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编辑过《中国人》《黄河日报》等报纸的副刊。他四处辗转，在一次日本人的扫荡中，差一点成为烈士。《小二黑结婚》使他成了“在解放区，除了毛泽东和朱德，赵树理就是最有名的人物”，但是，“一顶破毡帽，一件破棉袄”却让许多见到他的人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赵树理。
在赵树理投身革命的几年中，一家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关连中身上。虽然赵树理一走就杳无音讯，左邻右舍更是议论纷纷，但是关连中始终如一，她坚信洞房里两人曾经立下的“白头约”。
1943年冬，赵树理的父亲赵和清老人被日本兵抓住，惨遭杀害。关连中满怀悲愤，代丈夫安葬了公爹。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她继续顽强地、艰难地支撑着这个风雨飘摇的穷苦家庭。后来的日子里，赵树理曾多次感激地说：“家里老关功劳最大，她是家长，我不过是家庭成员之一。”
解放后，赵树理有了固定的工资，更有了源源不断的稿费，仅《三里湾》一书，赵树理就收到上万元稿费，国外出版机构也给他汇来外汇。他有些不安了：“我挣着国家的工资，专门写作还得稿费，这双重待遇太过分了!”他最终决定不再拿国家的工资。赵树理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不领取国家工资的作家。生活富裕了，他仍然改不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在北京那样的大城市里，他2／3以上的时间都在下乡，与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妻子、儿女们总是聚少离多。
“文革”开始后，赵树理被打成“黑作家…‘周扬黑帮…‘写中间人物的祖师爷”，他的作品被诬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他本人也遭到肉体上的残酷迫害。关连中为丈夫吃了不少苦头，但她毫无怨言。当造反派对她进行人身攻击，骂她是“黑帮的老婆”时，她毫不示弱地回答：“做黑帮的老婆是我的本分!”
关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却是赵树理许多小说的第一个读者，对赵树理的作品有一定的感悟力。据说曾有人拿了一本杂志对她说，这上面有赵树理的小说，于是就念给她听。她越听越不入耳，很肯定地说：“这不是老赵写的，这小说的味道不是出自老赵之手。”后来一查对，这篇小说竟然真是一个文学青年冒充赵树理名字发表的作品。所以，连赵树理也曾对妻子开玩笑说：“老关当作家夫人是合格的，是当之无愧的。”
1970年9月，赵树理在“文革”动乱中被迫害致死，年仅64岁。关连中总是深情地说：“老赵是个倔强的人，也是个性情开朗的人，他受尽了摧残折磨，死得太惨了!”她经常教育子女们说：“你父亲一生正直做人，对党对人民问心无愧，做人就要做你父亲那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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