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潘玉良从巴黎学成归来，受校长刘海粟之邀。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西洋画女教师。至此，这个性格坚毅的女子，终于完成了从妓女到小妾再到知名画师的层层蜕变。但是。事业上的功成名就。并没有改变她在家庭中小妾卑贱的命运，潘赞化的大夫人仍然不接纳她。最终只得痛别潘赞化，再次奔赴法国。
重返巴黎后，潘玉良孤苦伶仃，以卖画维持生计。雪上加霜的是。1940年6月，德国纳粹的铁蹄纷至沓来，刹那间，物价飞涨，食品短缺，整个城市陷入一派兵荒马乱之中。国破家亡之际，谁还有闲情逸致买画赏画?潘玉良失去了生活来源，微薄的积蓄也渐渐用光，挣扎到这一年的冬天，她断炊缺粮。成了涸辙之鲋。
就在这时，一个男人向她走来。这个男人，也不是大富大贵之人，他早年到巴黎勤工俭学，后来，挖过煤，洗过盘子，还修过汽车，终于攒了一笔钱在巴黎近郊开了一家名为东方饭店的中餐馆。正是在这里，他结识了贫病交加的潘玉良。
此时的潘玉良，身为画家，却没有画室。租住在贫民区的一个小套间里，别说创作，连温饱都难以维持。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居然沦落到了如此地步，他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没有丝毫犹豫便对她慷慨解囊。因为他，她冷冰冰的小屋里，重新燃起熊熊炉火，她的饭桌上又有了面包、黄油和咖啡；因为他。她又有了新画室，又开始到凯旋门和塞纳河畔写生，又举办了数次画展，正是靠着他的血汗钱，她的生活才得以延续，艺术之路才得以延伸。
然而，这样的患难之交，在潘玉良心里其实是算不得爱情的。她念念不忘的，始终是生活在大洋彼岸的丈夫潘赞化。一番辗转，便错失了二十年的光阴。直到1964年，中法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潘玉良才得以与国内的亲人联系，可是，得到的消息却是丈夫潘赞化早已离世。
潘赞化的离去，让潘玉良在悲伤之余，得以重新审视那个默默陪伴自己二十年的男人。蓦然回首，她发现她的每一件作品都饱含了他的汗水，每一枚奖章都浸染了他的心血，她终于决定把身心都交付与他，他们满怀憧憬，等待着结束漂泊回归故里的那一天。
然而，她等不及了。1977年秋天，她抛下他走了。在弥留之际，她叮嘱他，日后回国，一定将当年她与潘赞化结婚时的项链，以及她再赴法时潘赞化送她的一块银壳表。全都归还给潘赞化的后人。到了这时，她念的依然是那个叫潘赞化的男人。可是，他不介意这个，他眼含热泪，发誓会完成她的夙愿。
潘玉良去世后，他几乎倾其所有，以十万法郎重金，在蒙帕那斯公墓租下为期一百年的一块墓地，又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然后，他便马不停蹄地去完成她生前的夙愿。1978年秋天，年逾八旬的他，带着潘玉良的一张自画像、七大铁箱遗物、两千多幅遗作及她一直珍藏的印有自己和丈夫照片的鸡心项链。风尘仆仆回国，遵照她的遗愿，他将部分遗物交给了潘赞化的后人，其余的捐献给了祖国。她魂归中华奉献国人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做完这一切，他觉得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已经完成，身体忽然就垮下来了，一经检查，居然是癌症晚期。那么多年，他居然对自己的病痛一无所知。
他去世后，家人将他埋葬在了潘玉良的墓穴中，但墓碑上没有他的名字。
在潘玉良一生中，陪她时间最多的，不是她的丈夫，而是那个开餐馆的平凡男人；在她驾鹤西去后，与她同穴共眠的，还是那个开餐馆的平凡男人。
很多人都知道她是享誉中外的画家，都知道她有个将她从青楼里拯救出来并让她脱胎换骨的丈夫潘赞化，但很少有人知道那个陪她熬过风烛残年的男人。
他叫王守义。他的名字，连同他的爱，在潘玉良的传记里向来都被一笔带过。但是，那有什么关系，他爱她，从来就没要求过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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