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故乡在沂蒙山深处的一个村庄．村外不远处有一片山区少见的枫树林．那枫林遮荫几十亩，春天擎起一片青春的绿云，夏日汇成一泓生命的湖泊，秋天又燃成半山灼目的火焰，把山村衬映得格外秀美。只是林子深处高耸着二十几座坟冢，给林子平添了一种肃穆和深沉．
读小学时，我第一次随母亲到故乡过暑假，常看到一个跛腿汉子在枫林里流连．他有时细心地给坟堆拔草添土，有时则长久静坐在墓碑旁，仿佛在默默倾听着什么。像一座庄重的雕像．有一天，我终于按捺不住好奇心理，蹑手蹑脚走过去，问他在干什么？他稍一愣神，用粗糙的大手抚摸着我的头，笑着说：“在听树林说话呀！”我满腹狐疑地望着他，只见他年纪还不到50岁眉梢眼角的皱纹却像刀刻斧凿—样深刻，脸上没有一点调侃的神情．
来故乡的次数多了，我们渐渐热稔起来，他就在邻村居住，是周围几十里最负盛名的乡村医生．这一带几乎出门就爬山，步步踩石头，而作为乡医，又常要出诊远行，我不禁为他担心，他一条腿跛得厉害，怎能吃得消那高低不平的山路？听到我关切的询问，他习惯地抚摸着我的头笑着说，“没事儿，这山峦沟坎都认得我，对我可亲呢！”
周围村庄的乡亲都说他的心肠热，几十年来不知救治了多少乡亲的疾痛，我的一个远房舅妈就曾告诉我，有一次，家里孩子得了肺炎，恰好抗生素用光了，他冒蕾倾盆大雨，连夜磕磕绊绊跑了几十里山路到县里进药．孩子的命保住了，他却得了重感冒，足足半个月下不了床．这虽已是几年前的事了，可舅妈讲起来仍禁不住有些哽咽。
随着岁数的渐长，我回故乡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但每次重返故乡，出于一种特殊的情感，总是忘不了为老人买几本适于农村的医药书籍．每当收到这种馈赠，他总是高兴得抖动着胡须，笑容也格外动情灿烂．他老得渐渐佝偻了腰背，已经够不到抚摸我的头顶了，腿也瘸得更为厉害，可他还在为山村乡亲治病，听说还带了两个徒弟。
最后一次重返故乡，是我在大学读书期间，刚到村里就意外地听到老人已然作古的消息。
那是前一年严冬的一个深夜，邻村一个汉子突然得了急腹症，为防止途中发生不测，老人坚持带着急救药品护送病人到县里手术，他一路小跑地高擎着马灯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小道上引路，两个多小时赶完了15公里多山路．担架顺利抬进了县医院大门，他却突然一头栽倒在地上．老人从此再未醒来。
当时虽处那个“史无前例”的特殊时期，四乡八村的乡亲仍用最隆重的传统礼仪为他举行了葬礼，把他安葬在那片枫林里。
关于枫林中那片坟茔的来历，几年前我已听乡亲们讲述过：还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前一年的一个拂晓，敌人突然包围了这一带村庄。当时这儿驻有八路军一个野战医院，为掩护伤员和老乡脱离虎口，几十个医务人员拿起武器和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但最终未能突破敌人的重围。老人是这场战斗的唯一幸存者，他身中6弹昏迷在血泊里，被掩埋烈土遗骨的老乡发现后掩护下来。经过几个月的调养治疗，老人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但由于子弹打断了腿骨，从此落下了终身残疾。因为眼部队行动不便，他要求就地复员给当地群众治病。一干就是几十年。
解放后，政府曾打算将烈士的遗骨迁入烈士陵园，经当地群众一再要求，才把他们改葬在这座枫林里，与他们曾保卫过的人民厮守相伴。现在，老人又回归到了当年的战友们中间。
我又瞻仰了那片枫林．枫林深处，老人的新坟和战友的旧坟排列在一起，像他们生前一样比肩而立，亲密无间。
我静静肃立在枫林里，一颗颤抖的心灵穿越时空的隧道长久地感应谛听。一阵轻风掠过林梢，浓郁的枝叶发出沙沙的响动。我感到，此时此刻，我已听懂了枫林那足以使我受用终生的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