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深秋，正是全国“红卫兵”大串联的高峰。我所在的书店地处上海南京路、西藏路繁华地带，是外地客必逛的宝地。不开架的书店挤得里三层外三层，营业员应接不暇。
有一天，营业员小范拽着一个身穿军大衣的大男孩的袖子，半推半搡走进我的办公室，气呼呼地说：“这人偷书！交给你处理。”说完，把一本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摔在桌上，狠狠地瞧那人一眼，接着忙他的事去了。
我看那孩子最多十四五岁，黝黑的脸庞，蓬乱的头发，惊恐的眼神，鼻尖上沁着汗珠，裹在拖地的军大衣里的身子在颤抖。低着头，弯着腰，不敢看我一眼。
我拖了一把椅子对他说：“坐下吧。”他不敢。我再温和些说：“坐吧。”他把前胸的棉衣襟裹紧，坐在椅子边上，显得更瘦小。为了打破僵局，我扯开话题问他：“来上海几天了？是来串联的？”
“嗯。来上海三天了。”
“北京去过了吗？到过哪些城市了？”
“先去了南京，再从南京到北京，然后直接来上海。”
“去了哪些学校？有收获吗？住在哪呢？”
“各校基本都去了，有点收获；都住在学校，以中小学为主。”
“家乡在什么地方？读书吗？”
“我家在安徽金寨县农村。我在县中读初三，村里只有我一个人考上县中。我在县中总拿第一名！我喜欢读书，我不怕苦；我特别喜欢看书……可惜我们县穷，图书馆书很少。”
谈到读书，他有了自信，不再拘谨；抬头看着我，很懂礼貌。我端详这孩子：农家子弟一般都黝黑，但他身上有一股阳刚之气，显出聪慧的内涵。我心里一直在寻思：如何与他展开“灰色”话题——“偷”书——这个字眼不能随便用，它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声誉，也会在他心灵里埋下阴影。尤其在那混乱时期，为这一个“偷”字或许就会被打入地狱。
我仍面带微笑地和他聊着：“你喜欢看哪方面的书？初中毕业还打算升高中吗？”
他一口气往下说：“阿姨，我不但喜欢读书，而且很刻苦；我一定要升高中，还要读大学。现在我父母、两个姐姐，四个人在种地，供我一个人读书。可是……现在学校全停课了，我要乘此机会多读点书，为今后考大学打基础。”
我有点吃惊。这个穷乡僻壤里的大男孩，竟有如此强烈的愿望，这令我刮目相看。我拿起那本《我的大学》，顺便问他：“你喜欢这本书是吗？想读懂它，向高尔基学习，对吗？”
“我……我……”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要向高尔基学习。”
我匆匆走到营业大厅后台，买下《我的大学》和《母亲》，回到办公室，找一张牛皮纸，把书包好，交到他手中；又拉着他到边门，准备送他走出书店。
他突然号啕大哭，涕泪满面，手足无措。我从口袋里摸出一方手帕，边帮他擦泪，边劝他快走。免得有人进来，节外生枝。
几个月后，收到他从家乡金寨县寄来的一封信，内附一张半身照。照片上的少年，与我当初见到的，判若两人。他五官端正，略显腼腆，正朝我微笑。我也微笑着放下了心中的沉积。
来信的大意是：首先允许我做他的母亲，如不认他做儿子，也应该是他的“教母”。是我给了他尊严，教会他做人。他实在因为太贫穷，又太想读些名著，口袋空空，才做出傻事。是我给了他第二次精神生命，坚定了他的意志。并告诉我，他的姓名是“于宇”。
我回过一封信鼓励他，后来他又来过一封信。再后来我自己被卷入“文革”旋涡，遭受迫害，下放干校劳动，无心与他沟通。以后我又调往出版社工作，从此也就不再有那孩子的音信了。
如今已过去将近半个世纪，我已进入耄耋之年，却常常牵挂这个孩子。虽然他现在也该60多了，我的思维仍定格在第一眼见到他的形象。不知为什么，我会常在“作家”、“报刊作品作者”的名单中找“于宇”这个人。然而找不到。我祈祷他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能一生过得顺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