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给病人取血样时，科室的电话铃响了。我的手一抖，血浆洒了，来不及给愠怒的病人道歉，同事已经叫我了：“刘樱，找你的！”
是放射科的同事打来的：“片子出来了，他是你什么人？”我说：“是我哥。”他跟着问：“亲哥？”我已经预感到了什么 ，“嗯”了一声。电话那端一下子就沉默了，我的心就在这样的沉默中一点点坠了下去。
我挂掉电话就往放射科跑，取了片子又跑到呼吸内科，顾不得医生正在给病人看病，急得几乎把胶片戳到了医生的眼皮上说：“麻烦您快帮我看看！”
我在院里的槐树下站了很久，拿出手机，拨了他的号码。我问他在哪里？他说：“你要的笔记本电脑我买啦，正在回家的路上，超薄的，保准你喜欢。”
我咬住嘴唇，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他清了清嗓子，大声说：“哥现在开着车呢，有啥事回家再说啊。”我昂头逼回眼泪，说：“好。”他笑了：“这才是乖妹妹。下班早点回家，今天是你生日，咱们要开开心心地过啊。”
我闭上眼睛，泪水慢慢爬了满脸。我没有告诉他，他患上了肺癌，医生说已经到中晚期，治愈率只有30%……
他不是我的亲哥。妈妈婚后一直不育，是爸爸在一次赶集时捡回了尚在襁褓中的他。尽管有了他，妈妈还是坚持不懈地寻医问诊。他4岁的时候，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从此他在家里的地位一落千丈。
5岁的他就开始做家务。他那么小，洗碗碰掉瓷，扫地扫不干净，倒尿盆把尿撒在鞋上……每做一件事都会让爸妈大动肝火。我从不知道一个人的耳朵可以被拉得那么长，像捏橡皮泥一样。天长日久，他的耳垂变得又大又长，谁见了都说，这孩子长得多福气。
他生病是从来没有药吃的，发烧几天几夜就靠自然退烧；割猪草划破手，抓把干灰往伤口一摁，血就止住了；馊了的饭菜给他吃下，拉两次肚子就又活蹦乱跳了。有一次他咳嗽很长时间都没好，嗓子疼得实在受不了了，他想起我咳嗽时妈妈喂我喝过一种药，那药装在一个褐色的小瓶子里。趁爸妈下地干活时，他到处找啊找，终于找到了那个瓶子。刚喝了两口他就倒在了地上，捂着肚子打滚。因为瓶子模样差不多，他把农药“助壮素”当止咳糖浆喝了。
爸妈不但没有送他上医院，还将他一顿臭骂，骂他偷东西。是邻居家的奶奶舀了盆肥皂水给他猛灌，他喝了吐，吐了喝，吐得奄奄一息，最后竟奇迹般地挺了过来。
在爸妈面前，他不敢大声说话，更不敢和我逗闹。但只要爸妈不在家，他就快乐地追着我嚷：“妹，叫我哥，叫我哥。”
一直到他9岁，爸妈才迫于邻居的议论让他和我一起上了学。
我始终没有叫过他哥，总是跟着爸妈一起直呼他的名字。小学毕业的前一天，我们在一张桌子上写作业，他突然转过头神秘兮兮地问我：“有个字我不知道怎么念，你能告诉我不？”他写下了一个大大的“歌”字。
我嘴一撇，不屑地说：“你真笨，歌呗。”
他说：“啥，你再说一遍？”
“歌！”我又大声重复。
他还是问：“啥，念啥？”
我恼了，连声大喊：“歌！歌！歌！这下听清楚没有？”
他眼睛亮亮地看着我，说：“听清楚啦，嘻嘻，你这不是叫我哥了吗！”
我不依了，“你狡猾，此歌非彼哥，一个有欠一个没欠呢！”
他耍赖，“管他什么欠不欠，欠不欠你不都是叫哥了吗？”他乐得手舞足蹈，胳膊和腿在空中划摆。
那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见到他那么开心。我突然发现，他已经15岁了，手臂和腿还那么细，他怎么那么瘦呢？他的手上有着那么多新旧交替的伤痕。我年少的心，像被蚂蚁咬了一口，轻轻地疼痛了一下。就从那一刻起，我决定叫他哥了。虽然爸妈多年来的言传身教已让我和他们一样，始终把他当做外人，无法亲近。
我去镇上住读初中的时候，他辍了学。爸爸说，能供他读到小学毕业，就算对得起他了，他该给咱家挣钱了。
他向人谎报18岁，进了砖瓦厂上班。厂里灰尘漫天，呛得鼻子喉咙里全是灰，一天下来总要先清清嗓子才能发出声音。妈妈对他说：“我们挣的钱是要给樱樱存着将来上大学的，你挣的钱就负责樱樱的生活费。”他听了，连连点头：“应该的，应该的。”
除掉自己的生活费，他把每月的工资如数上交，可爸妈还在挖空心思从他身上抠。这时他们倒是承认我是他妹妹了，常常对他说：“你妹妹的鞋又小了、你妹妹又要买学习资料了……”“你妹妹”这三个字，成了爸妈找他要钱的杀手锏，屡试不爽。于是他只能从牙缝里一省再省，到最后把早餐都省掉了。
6年的时间，他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了，只是仍然面黄肌瘦。长年累月的灰尘侵袭，他的支气管越来越不好，经常咳嗽，像个老头。他去学校找我，同学们都开玩笑：“你哥是从饥荒年代穿越来的吧？”我过意不去了，对爸妈说：“你们对他太狠心了，他是人，不是赚钱的机器！”
他得知这句话，感动得一塌糊涂：“妹，你千万别怪爸妈，要不是爸妈捡回我，我这条命早没了，那我哪来的家，又哪来个这么好的妹妹呢！”
我考上外地的大学，他向爸妈请求随我一起去打工，也好照顾我。大城市里像他这样的人，仍然只能做最下层的体力劳动，收入十分微薄，供我读大学，比在乡下吃力得多。
爸妈却根本不给他留退路，他们说：“我们摸田打土块能填饱自己肚子就不错了，你要负担不起你妹妹，她只有卷铺盖回家种田。还有，你还得想办法给她存点钱，她将来找工作时好打通关系，进个好单位。”
他愁得吃不下饭，每天四处找待遇高的工作。自身条件那么差还要求高工资，他遭了不少的白眼甚至辱骂。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他兴冲冲地告诉我，工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找到一份好活儿了。我问他什么活，他笑着说：“保密，反正你哥没偷没抢，挣的钱你放心用就是了。”
他每半月就会给我送一次钱，但他从来不让我去看他。他说他干活的地方都是些粗老爷们儿，会吓到我的。这样一说，我也就不再过问了。他确实挺有本事的，给我的生活费越来越多，我甚至有了余钱买漂亮的衣服和口红。
一晃就到了大三。有一天我的钱包被小偷偷了，想起他无意中说过他租住的地方，我便找了过去。他不在，和他同住的工友说，我带你去找他。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工友把我带到了殡仪馆的烟囱下：“呶，他在上头忙活呢。”那个烟囱足有30米高，他穿着红色的工作服，像一只血色的鸽子在空中飞舞。看我极度惊讶的样子，工友说：“你不知道你哥在干这个？这叫烟囱清洗工，就是给火化炉除尘。这活又脏又累又危险，很少有人愿意做，所以工资高。”工友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接着说：“干这行要忍受让人恶心的尸臭味儿，还多少会呛进一些骨灰残粉，肺部容易受污染。我们隔三岔五都去医院打点滴消炎，你哥却从来都舍不得，总说他妹妹差钱用。不是我说你，你看你身上这一套衣服，少说也可以给你哥打几天消炎针了吧？”
六月正午的天气，我的脸和地面一样炙热，热得快要把我烤化。我仰脸望着他，泪水不断地流出来。仿佛过了一个世纪，他终于疲惫不堪地下来了，一张脸黝黑发亮。看到我，他大吃一惊，责怪工友不该带我来。我哭着一把抱住他：“哥，我欠你的太多了，我们家欠你的太多了……”
他不习惯我的拥抱，红了脸，笨嘴笨舌地劝我。他越劝，我越是哭得止不住。他急了：“你还记得那年那个字吗？别忘了你是叫我哥啊，既然是哥哥妹妹，又哪有什么欠不欠的？”
我以辍学威胁爸妈不许再要他的钱，他到了婚嫁年龄，该有份体面的工作，也该为自己的将来打算了。在我的逼迫下，他回到家乡学了开车，然后和别人合买了一辆二手出租车。
他为花掉给我存的钱买车而愧疚，没日没夜地出车，想快点挣回来。我拿他没办法，只盼着快快毕业，等我有了工作他就省心了。
毕业后，我进了市里的医院。他的气色越来越不好，咳嗽越来越严重，动不动就感冒发烧。凭着直觉，我有种不敢往坏处深想的担心。可他死活不肯和我去医院做检查，一直和我拧到我生日这天……路过的人纷纷向我投来了诧异的目光。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像个疯子一样坐在树下旁若无人地大哭。
我怎么能够自制得了呢？他这一生，从小到大每一天都在苦难中挣扎，都在为我和我们家透支他的生命。在他心里我是他妹妹，他就是欠我的，为我付出都是应该的。我突然明白，他其实对自己的病早有知晓，不然不会拖到我生日这一天才来检查，并且用尽手中所有积蓄给我买笔记本电脑，嘱咐我这一天一定要开开心心地过。
泪水流尽后是冷静。我站了起来，我要快快回家告诉他：“哥，我要治好你的病，哪怕倾家荡产。不为别的，就为你是我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