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亮的“户口”和“万元户”让我深感压迫，我第一次掂到身份的重量。其实我也知道友琳的无辜。自卑让我深陷敏感。工作还没着落，那一阵子我和友琳总是拌嘴、赌气。我讨厌她穿着伟亮送的漂亮衣裳，我讨厌她对我的哭泣。我发现她也越来越想惹我生气。在我的责怪中，她言不达意，嘤嘤嗡嗡地哭泣。似乎只有这样，彼此才能在不知所措中好过一点。也可能谁都意识到了待在一起渺茫的未来，和已变得越来越不轻松的现在。一代代校园小两口，都了解这种宿命迫近时的焦躁。
我厌烦了她的哭泣，也恶心了自己找茬吵架的冲动。那一年我太傻太傻。我无法遏制自己。那时我做梦都在想着户口问题，甚至有一天我还梦到了她妈严峻的面孔。
每次和她争吵、冷战之后，我总是加紧了找工作的步伐。我跑遍了珠江三角洲的许多县级市，我想让自己留下来。
于是我去了珠海，想再碰碰运气。三天后我空手而归。在校门口我看见一辆摩托车飞驰而来，我瞥见友琳坐在后座搂着伟亮的腰从我身边掠过，在黄昏中远去。
她肯定没看见我。站在人来人往的校门口，我发现自己居然怒气全消。我以为冥冥中迫近的结局这一刻终于来了。
在我想着她会不会来找我求和的日子里，其实我知道她也在等着我去找她。但我没去。除了自傲或者自卑，还因为我不知该如何给她一个有前景的安慰。言语在1990年那么无力。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我们需要的不是安慰而是货真价实的争吵，因为它能让我们对彼此失望，从而让自己轻松一些。
我发现我已准备认了。而我的老乡毛豆、小波不干，他们猛拍我的肩膀，说，妈的，去，我们去把那摩托小子狂扁一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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