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我在第三天的傍晚打通了她。我好像听到她走过来的声音，我听到女生楼走廊上嘈杂的动静。我大声地问她，你是真的还是怎么了？她在那头好像没有声息。于是我冲着话筒大声地说话。我不知自己在说什么。我心里有呕吐的感觉。她在那头好像很冷静，她说，我在信里都说了。接着是无声无息。我问她你们好上了？她说，是的。我说，你是不想和我好了？她说，是的。我想她是多么不要脸啊。我徒劳地听着那头的沉默，她刚烈的性格好像沿着电线绵延而来，我感觉一百头牛也拉不回来了。我承认自己从来就跟不上她的情绪，也承认她和老蒋确实有那么点相似，我意识到了这些天来心里隐约的警觉和妒意，但我还是不甘。我“啪”地一声，办公桌上的一只玻璃杯子被我捏碎了。我说，血，血。她在那头问，怎么了。我说，血，我把杯子弄破了。她突然哭了起来。我搁下电话，我喉咙里有呕吐的声音，我发现厂办的人都在吃惊地看着我。
老蒋把我的女朋友拐跑了。我要痛扁这两个叛徒。
回校后，我立马去女生楼找友琳，但从楼上下来的是陈春妮。她面色沉静，但我感觉她好像在憋着笑。她告诉我友琳前天去了海南，有封信留给我。
我拿着信往外跑，信上只有两句话——“你的手好了没有，我真的抱歉，但我无法勉强自己”、“我去海南几天，回来的时候，相信你已好过了一些”。
我买了一张汽车票，直奔海安。我打算先到那里，再坐渡船，过琼州海峡，去海南找他们。
车子一路飞奔，车上塞满了行李，满车都是下海南的人。那个季节天气已经很热了，窗外是一片片蕉林，风呼呼地扑到脸上，我觉得眼睛里好像有水快要流下来。身边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不停地和我搭话。估计我一路心事的样子让他同情，他安慰我：别急啊，你们年轻，到那儿找个工作，肯定没问题的。
我揉着眼睛，我说，那倒是，我有很多朋友已经去了那边，一个是去办广告公司，一个是去搞纪实杂志，还有一个，他爸有关系，能倒到汽车，哦，另外还有一个我的老师，下海了，去那边办佛教协会，我呢，学的是高分子，先找个工作，以后有机会和同学合开个科技公司吧……我瞎扯着，努力让自己亢奋起来，我怕停下来眼睛里就有水掉下来。我看着他风尘仆仆的脸，我问他：怎么，你也去那边找机会吗？是的。他看着我突然叹了一口气，他说，如果我能年轻十岁，像你这样读过大学，用什么换都愿意。
我发现和他扯，能让我暂时不去想他们。但越扯他好像对自己越没信心。到湛江的时候，他说下去放松放松。他站在汽车边，突然对我说：我不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