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过她的遭遇后，我的心里极是难过，月月是我的闺蜜，是我童年时代最好的姐妹啊!可是，我能为她做些什么呢?
我问她，这里上班辛苦吗?
月月说，苦点累点没关系。
我问她，一个月给你多少钱?
月月说，基本工资是一千二，再推销一下酒水，最多的时候能赚到一千七八。
我从钱包里抽出了两千块钱硬是塞进了她的手里，流着泪说了声：“好姐妹，保重。”然后，就迅速地回到了座位上。
面对着童年的玩伴，我很害怕她会问起我现在的工作。
相同的出生，相同的起点，不同的结局，我越来越觉得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我越来越清楚的看透了这个社会，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才是真的。
感情是没有用的东西，只有钱才是真理，只有钱才是王道。
不要脸，臭表子，贱人，下三滥……
骂出这些话的除了一少部分真正保持着高尚，保持着纯洁的正统学问家，教育家和那些自命清高的人之外，永远是那些对社会不满而自己又没有得到过这些的人。
在遇到月月的同一个月里，我戴着墨镜，穿着露脐装和713小短裙挎着一个五十多岁大老板在街上逛，突然，妈妈不知道从哪里冲了出来。
她依旧穿着那件老土老土的布衣和那双地里干活时穿的布鞋，用那双像枯树皮一样的手抓住了我的胳膊，当着大街上那么多人的面，哭哭啼啼地叫我回家。
“雁儿，这是我的雁儿吗?妈妈四年没有见过你了，我整整找了你四年啊!跟妈妈回家吧!就算妈妈卖房卖地，卖肝卖肾，也不会再让你受一点苦了。”
“哪里来的疯老婆子，瞧瞧你这张脸能生出我这么漂亮的长相，滚，滚，滚，滚，滚……”我挎着有钱人，头也不回地走了。
“雁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之后，便听到妈妈在背后撕心裂肺一样的呼唤声。
去年冬天，我乘着车从外地回来，路过南大街时，遇到了在体育馆门口卖烤红薯的爸爸。夜里十一点多了，雪花在路灯下反射出惨淡的光芒。
爸爸戴着那顶破毡帽，穿着那件厚实的棉衣，将双手交叉进了袖管里，守着那个火炉在原地跺脚。
“老头，拿两个红薯过来。”那个大老板只将挡风玻璃拉开了一半。
“好的。”爸爸用硬纸包裹着两个红薯递了过来，笑着说，“一共是六块零五毛钱。”
大老板给出去一张红面，接过钱后，爸爸的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爸爸的声音还是那样的慈祥：“等一下，我去抽屉里给你找零钱。”
一百块钱能干什么?一百块钱在我的眼里就是小时候的一分钱。六块五毛钱?是钱吗?值得爸爸高兴成这样吗?
这么冷的天，马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爸爸不在家里盖着被子睡觉，还站在马路上卖红薯，赚着这么低廉的收入，是了什么?
难道是为了他自己吗?
不，是为了我，是为了我这个四年都没有回过家的畜生啊!
“开车走吧!”我的声音很低沉。
“那个老头还没有找钱呢?”大老板平淡的口吻。
“我叫你开车走。”我瞪着这个有钱人，眼中带泪，硬声说道。
从头到尾，我的视线就没有离开过爸爸的脸庞，车子开出后，我通过反光镜，瞭望着手里举着零钱，向汽车小跑而来的爸爸。
“老板，你别走，我还没有找你钱呢?”
爸爸，难道您就没有看见副驾驶座上的我，就是您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吗?
我看着爸爸被冻得红彤彤的脸颊，听着爸爸在满天飞舞的雪花里叫卖的声音，泪流满面。
我们家种着十亩地，每年都会种两亩红薯，我也经常帮着爸爸去地里干活。
爸爸总会将又大又嫩的红薯集中放在一个大竹筐里，把刨土时被锄头拦腰打断的和又小又细的红薯留给自己吃。
有一次，我偷了两个大红薯与月月在院子里生火烤了吃，还被爸爸骂了一顿。
如今，我将热腾腾爸爸亲手烤下的又大又嫩的红薯捧在了手心，直到发凉了，都没有咬过一口。
之后，每次去安定我都是绕着道走，再也不敢经过南大街。
潘哥哥，我向你夸口说自己拦个大工程，还大大咧咧地说要包给你去干，现在想想我还是不成熟。
因为我私自揽走了工程，就在今天晚上，被他们轮尖了。
他们打得我很厉害，一边打一边撕我的衣服。
在我哭泣着向他们求饶时，那个南方老板将一叠钞票像扔垃圾一样丢到了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