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我记得新加坡一点都不热，往日上学路上的大汗淋漓很少出现，乡间的小路上微风轻柔，真是难得的凉快。
父亲是崇尚文化的人，一心一意想让家里转个门风，于是决定全家勒紧裤腰带供大哥读大学，渴望有个盼头。剩下六个弟妹，大家也吵吵要念书，父亲无奈只好答应再供一个，
但是谁去，要抓阄决定。于是我上面的两个哥哥和下面的三个妹妹都焦急等待，这个幸运的孩子会是谁呢？
那是一个难熬的夜晚，父亲拿出来他的宝贝，一副油光光的麻将牌，去掉了花牌，他说让我们自己去摸，谁摸的数字大，谁就去念书。我听了后躲在最后面，不敢摸，我怕我摸的数字是最小。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事情，二哥三哥分别大我三岁、二岁，我刚刚九岁，下面三个妹妹，依次差一岁，最小的妹妹六岁。
等到父亲大声喊我时，二哥和三哥都已摸好了牌，三个妹妹也拿着摸好的牌在手上玩，我的眼睛余光已看见小妹的牌是九条。
完了，我的心一下子凉到了谷底，绝望之下，我从一堆麻将的最角头抓了一张牌，捏在手心不敢看，只是用拇指死命地摸，摸着摸着我感觉希望增大了，因为我手摸到的都是圈。
当父亲让他的孩子们都一起亮出牌的时候，我看见二哥和三哥很沮丧，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他们兄弟两运气太差，一个摸到一万，一个摸到三条，而另外两个妹妹，一个是七饼，一个是六万，只有我和小妹妹并列第一，她是九条，我是九饼。
父亲将每个孩子手上的牌都大声念一遍，然后将牌放回麻将中重新洗牌，他一边洗一边说：“再抓一次，这次只有老四和老七有资格，其他人靠边站。”
这次是我先抓的，我真希望还能抓回那张九饼，牌到手中，我一看傻眼了，斜斜的三个圈，完了，是三饼。我彻底的绝望了，没等小妹摸牌，我已经亮开了牌。父亲守着一堆麻将，脸上毫无表情，他让小妹快摸，声音严厉。小妹吓得要死，也搞不懂摸牌的严重性，她跑过来抓了一张，交给父亲，站在一边傻笑。
当着所有孩子的面，父亲念出了我和小妹的牌：“老四是三饼，老七是幺鸡，好了，我们大家一起辛苦，供老四去读书。”说完他长长出了一口气，点着了手里拿了很久的一根烟。
当确定是我去念书的答案后，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我呆呆地望着父亲，望着他不慌不忙收麻将的样子，眼前的父亲是那么的可爱、那么的慈祥。
父亲是抗战结束时来到南洋的，他的家乡是广东省揭西县的梁家墩，一个典型的客家围屋里长大的孩子，他一生务农，闲时两个爱好，嘴里的香烟，手里的麻将，一生如此，没有改变。
他先到吉隆坡再到马六甲，最后因为地租便宜，来到了新加坡勿兰乡村种植橡胶。落下了脚后，父亲才把母亲接来过日子，时间真快，感觉一晃的功夫，第八个孩子已在母亲的肚子里晃荡了。
由于家庭负担重，父亲没有能力把每个孩子都送进学校，为了公平他只有把机遇交给了他的最爱，那副麻将来决定。让摸牌决定孩子的运气，他认为这样，没有去的孩子会心服口服，会心甘情愿的劳动赚钱，供上学的亲兄弟安心的读书。
后来父亲总是唠叨，说1959年新加坡自治了，从城市变成了国家，条件成熟后，政府依法实行了义务教育，这种靠抓阄决定读书的事情才在全岛被彻底地杜绝了。
事情过去了几十年，每年我们兄弟姐妹相聚，都免不了要围在一起打麻将，一是怀念父亲在世时的那种氛围，而是麻将总让人有欢乐的喜悦，可是，不管怎么打，小妹从不和幺鸡的牌。
今天的我，会读很古体的诗词，能写很地道的书法，知道些天南地北的杂事，发表些抒情的篇文，特别和中国的朋友谈天说地，没有任何障碍，这一切都来自父亲和兄弟姐妹的功劳，当然更来自麻将的功劳。
说句迷信的话，在我的心里，总觉得自己有三饼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