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洪波
老家村子旁边有一条土河，河面不算宽，长年流水，水流潺潺，清澈见底，七绕八绕，绕进村子里去了。水是从大乘山顶上下来的，一直未被污染，人畜还能直接饮用，所以成了宝地，吸引了众多开发者的目光。
很早的时候，父亲就在村外的小河边栽上了树。有两排柳树，其余的是些杨树了。那地，原本是集体的，集体没人管，谁栽了树就成了谁家的。当年我父亲栽了树，当然这地就成了我家的了。父亲最喜欢的是那两排柳树，初栽上时都只有胳臂那么粗。小河两边地壮，那两排柳树提着长一样儿，一年一个样子，不枝不蔓、高高大大、滋滋嫩嫩，挺眼气人。那两排柳树长到两多把头粗时，我爷爷死了，父亲忍心岀了一排柳树为爷爷做了口柳木棺材。俗话说死人难占活柳，我爷爷占了。柳树长得三四把头粗时，我奶奶又死了，父亲就又出了些柳树，给奶奶做了口棺材，奶奶也占了活柳。为这事儿我父亲挺自豪的，常常夸自己，当年要不是他栽的这些柳树，爷爷奶奶怕是连口棺材也难占上，别说活柳木棺材了。后来小河就剩下了两棵柳树，那些杨树都是些不成材的料，父亲也懒得管它。倒是那两棵柳树，父亲格外的经心，常过去搂搂抱抱它们。那两棵柳树，慢慢长出了老皮，长得五、六把头时树干上一身皴裂，后来就不怎么长了。那年我母亲得了重病，几经住院，最后也没挽留着性命，父亲岀了其中最大的一棵给了母亲，那棵柳树刚好做了一口棺材，我母亲也占了活柳。母亲岀殡那天几十个壮劳力抬不动那口棺材，刚出下柳树，水湿水湿，那叫沉呀！现在，小河边除了那些杨树，就剩了一棵柳树了，这棵柳树，虽饱经苍桑，却挺拔粗犷。每年春天到来，偌大的树冠，含金吐翠，摇动柳烟，父亲愈加钟爱这棵柳树。我知道，最终，这棵柳树是父亲的，父亲会和这棵柳一道深埋在地下。
去年秋天回去看父亲，父亲一脸的沉重，很是不开心的样子，他让我随他到小河边走走。我跟着他去了，并特意看了看那棵足足有五十年树龄的大柳树，大柳树依然旺盛，高大粗壮的树干，不朽不空，上面筑了些鸟窝，麻雀在枝头飞来跳去，喳喳着叫个不停。看得出经年的风霜包裹下，它的主干一定滋嫩如初，我不明白，父亲一定要我到小河看看是何意思。我以为他只是为了让我看那棵柳树，怕是那棵柳树有了什么闪失，他占不到活柳了，才那么忧心忡忡的不高兴。这时，父亲指着小河两边的土地说，这地没了，给开发商了。我说那你就跟我去城里住。父亲“哼”了一声，抬头望着柳树的高大树冠。说，树高千尺还有根呢！
这时候，树上的麻雀多了起来。一群飞走了，一群又飞回来。
突然，从树上扑簌簌地掉下来一只小麻雀，小麻雀的翅膀还没长全，有些地方还露着红红的皮肉，是个黄嘴叉。黄嘴叉一定是见它的同伴们飞翔去了，自己也想试试飞，结果掉下树来了。父亲麻利地拣起那只小麻雀，和它嘴对嘴亲了一下子，像是在喂它，又像是在安抚它。我突然想起来，我小时候上树掏麻雀，用弹弓打麻雀，不论是掏的麻雀或从树上打下来的麻雀，总是也有这个动作，把麻雀的嘴对着自己的嘴亲一下，亲一下麻雀就会安稳下来，其实是对它受到惊吓后的一种抚慰。父亲一直保留这个动作，而我早就记不得了。
见父亲这样，我想笑，但我没笑出来。
那一片杨树长得都不怎么样，有的像佝偻的小老头，有的刺刺楞楞、枝枝蔓蔓、千疮百孔，没几棵人才样儿的。
父亲手窝里捧着黄嘴叉，在杨树林里又是用脚轰，又是用树枝赶，逮到了一只小蚂蚱，他掰开小麻雀的黄叉小嘴，把蚂蚱喂了小麻雀，小麻雀梗着脖子把蚂蚱咽了，父亲把小麻雀放在了树杈上。说，你一叫唤你妈就能找到你了，你叫吧。
我们走后，黄嘴叉小麻雀真的“啾啾”地叫唤起来。那叫声稚嫩、焦急，像绒绒的羽毛飞起来，飞进我的心里，使我感到十分疼爱和不舍。父亲也是这样，他一步一回头地去看杨树枝的那只黄嘴叉小麻雀。他说，这树上有十几窝小麻雀，有的已经岀窝飞走了，有的还在抱蛋。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对麻雀那么钟爱，父亲应该是爱屋及乌了。
父亲在杨树林里走了一会儿，总是沉默不语。我说爹这杨树这样儿，让村里砍了当柴烧算了。父亲说这些杨树砍了当柴烧他也不心痛，可别让我这个时候出柳树，柳树放的时间长了就搁不着沤了。父亲觉得他的身体还很好，一时半会儿死不了，再活过十年八年也没问题。
父亲终于说出了他的想法，他是害怕在他咽气之前出了这棵大柳树，他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要是再活个十年八年，现在这树出下来，也放个十年八年，那么这棵柳树就毫无价值了。他的这个愿望我明白，爷爷奶奶和母親都占了他亲手栽的活柳，轮到他自己如果没能占上，那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无论怎样他是非得等到他咽下了这口气，才能出柳树的。此刻，我为父亲有了一丝丝担心和不安，眼角一下子潮湿起来。
母亲去世后，父亲一直一个人单过。我让他进城，他死活不去。想让他再找个老伴，他也找了，后村的李婶还在家住了些日子，两人和不来，就散了伙。父亲从此就再也不提这事了。妹妹在外打工嫁到外地，很少回来看父亲，父亲就我这么一个儿子，我就时常替父亲担心，又知道他脾气赖，总是放不下他。
晚上，田老五知道我回来了，到家里找我，非拉我去他家喝酒，显得过份热情，让我有点不知所措。我说既然你来了，就在我家喝，我做几个菜得了。他不，他见我父亲脸寒着，连个招呼也不给他打，面子挂不着，就一个劲地拉我。说你嫂子已经把菜做好了，就等你了，你是咱县里的大作家，可得给我面子。一听他这么说，就知道他是在有意挖苦我，也是对我父亲脸寒的一种报复，直说得我的脸火辣辣的。我说，五表哥你这是骂我还是夸我，我算啥球作家，拿份死工资，充其量混碗饭吃吃，可比不上你们这些村官，哪个老百姓敢不听你们话的！我故意这样回敬了他一句。五表哥见我说话也不客气，就换了一副脸，笑嘻嘻对我说，对不起、对不起，你是县领导好了吧！给哥个面子，到哥家坐一会儿，哥有正事给你商量。无奈，只好随他去了。一路上，喉咙里就像卡了只苍蝇一样恶心。我是最不愿和这种人打交道的，这种人在村民们的心里，既是鬼又得当神敬。我也是最不喜欢有人叫我作家。平时如果有人叫我作家，我就会在心骂一句，你爷才是作家、你爹才是作家！作家成了对我人格一种羞辱。
田老五是我的表哥，在村里是支书，平时没这样，见我总是不冷不热。别看我在城里工作，五表哥的眼又尖又毒，当前人们讲求现实的所有表征他都具备。他清楚地知道我在县里是个没用的小干部。我在文联上班，无权无势，既得不到实惠又没有签单招待他的权力，就懒得理我。每次进城他也不找我，找的都是各大局的局长们，就别说让我给他办事了。文联这单位，清水衙门，在我们县是个闲得蛋疼的单位，除了闲来写点狗屁不如的文章，的确什么事也给人办不了。我想，他找我喝酒一定与父亲有关，我心里有一百个不情愿，但也拗不過这种人，明明知道是鸿门宴，也好只硬着头皮跟他走了。
一路上两人都很尴尬，为了打破这种尴尬，我掏出烟让他，他看了一眼烟盒，没接，就从口袋里掏出一盒软包大中华来，而我的烟，不过一盒十元最普通不过的烟了。他把大中华让给我一支，见我吃惊，他鄙夷地对我笑了笑，让我更加难堪。我的自尊心仿佛受到了极大伤害，真想把他的这支烟扔在地上，再踩上一脚。田老五不过是个区区的村干部，抽的却是大牌香烟，看来真不能小瞧了现在的村干部。
田老五家的房子在村上应该算上一流的了，好大一处院子，种着花草。主房五间三层，落地玻璃窗，墙上贴着锃亮的磁砖，堪比县城有钱人的房子，称为小别墅也不为过。进了客厅，客厅已有几个人在等着了，是些村里的干部。他们对我还算恭敬，打了招呼。回来了啊哈、回来了啊哈。有了让烟的教训，我就不敢掏烟了，桌子上果然摆放着几盒大中华。
田老五让我坐正位，看出来了，他是虚虚地让了让。我也不敢坐，他不但是支书，还毕竟是我的表哥，长幼还是有区分的。田老五也不客气，一屁股坐在了正位子上。说，咱也学学城里人跟世界接接轨，我做一次主持。喊我道，来，明俊，你是县领导，挨着我坐。我如芒刺在背，一脸火辣，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干脆装装象，就当一回县领导，顺势坐在田老五身边。
菜很快上来了，是请本村最有名的厨子做的。酒，当然是好酒，处级领导喝的，这桌菜不土不洋，应该是很上档次了，但我却对这场酒没有一点兴趣，心中总是别扭，接下来，不知会有什么难看等着我，我一时心里毫无准备。
田老五斟了满满一杯酒，站起来，似乎很恭敬的样子。说，明俊表弟，你可是咱村出去的人才，来，表哥敬你一杯。我本来就不胜酒力，他又斟了这么满一杯酒，心中又不愿示弱，就接过了酒，装得很豪爽，一饮而尽。满桌人看我，见我喝了酒，似乎有了亲近感，都站起身给我敬酒。菜还没吃一口似乎就有些晕了，我把着杯不让倒了。我说，五哥，有啥事直说吧！咱老表们值不当弄得这么规正。田老五用眼瞟了瞟那群村干，干咳了一声，点了一根中华烟，环视一下自己的房间。说，明俊表弟，你看我这房子咋样？我瞅也不瞅地说，好！比上县长家的房子了！田老五说，过些天这房子就住不成了，拆掉，不能影响政府的规划大局。我并不感到吃惊，我“哦”了一声。田老五说，明俊表弟，你这是回来了，你不回来，俺们全体班子要到城里请你回来。俺姨父，倔，家里的那几间破房子不拆，河边的那片树说啥也不出，俺这帮人给为难死了。就说河边种树那地吧！本来就集体的，俺姨父种上了树，种上就种上了，集体也不在究逼，还按规定给他做了补偿，可他就是一分钱不要，哎，只能让你费心做做工作，任务紧，时间急呀！
满桌人看着我，等待我说话。事情再明白不过，他们是在让我表态。我该说什么呢？我说行，这工作我做！我能做得下来么？父亲的要求是多么的简单，而田老五他们想用钱来解决问题，把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我只好说，五哥，各位领导，我父亲你们都知道那脾气，认死理惯了，别的好说，就那棵柳树，我父亲非得占活柳不行！满桌子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他，都噤了声。
田老五哈哈一笑，有明俊这句话就行了，喝酒、喝酒。
我突然犯了迷糊，不知哪句话就让王老五说行了！感觉有点被套着了。
那晚，我终于喝醉了。
第二天，父亲把我狠狠地日骂了一顿。他说你们这些在城里工作的人就是没出息、没骨气，一场酒就让你们把原则出卖了，连祖宗也出卖了！你知道田老五他们得了多少好处吗？你知道他家的房子扒了谁又给他盖了？盖哪了？盖的是啥房子？我说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父亲骂我道，你就知道摇个破笔杆子，歌功颂德，写些狗屁文章，农村七绕八拐的事你娃子知道个球，你还是回城里上班去吧，我的事你少管！
父亲撵我了，刚好单位有事，我就悻悻地离开了家。
出村，有一群麻雀飞过头顶。那群麻雀是从父亲的那棵大柳树上飞过来的，它们要去觅食了，我也要回城觅食。不知道它们在柳树上的窝还能保留多久！我那倔犟的父亲还能坚守多久！
我一直不放心父亲的身体就经常给他打电话，有时他接了，“嗯”一声，像是他还在人间活着，有时他不接。每每听不到父亲的那声“嗯”我就放不下心，就会有不好的预感，晚上就再打过去，听到他那声“嗯”才能放下心来。父亲从不跟我谈村上的事儿，更不跟我说村上拆迁的情况，家里的电话线一直通着，这说明父亲还一直住在老屋，父亲的房子并没有拆迁。
过了一段时间，在县城碰到村里一个邻居，问起村里的事情，那个邻居说得眉飞色舞。他说村里的房子都扒光了，支书田老五带头扒了他的小洋楼，村边的小河变成了大河，两边都是别墅群，一条大马路通进了山，他就是进城购料准备开个农庄饭店的。我说我怎么没听我父亲说过。他支支吾吾地说，你爹呀，村里给钱不要，房子不扒，树不出，你表哥田老五愁死了，就是拿他没办法。
我急忙回去给父亲打电话，父亲接了电话又是“嗯”了一声。我说爹你甭挂，我有事要问你。我父亲说，我知道你问啥！是不是田老五又给你施加压力了。
自那次在他喝酒后，田老五一直就没给我联系，更别说给我什么压力了。他也没地方给我施加压力，一来我不要求升官，二来我又不贪污受贿，就写点破文章也赚不了多少稿费，还有那么一点工资，除了通过官方来扣我工资外，别无他方。我说爹我表哥没有，真的没有，他对我这种没权没势的人是不屑一顾的。父亲说那就好，他龟孙还留点良心。我说爹咱就别和人家上蹩了，胳膊拧不过大腿。父亲说，你少插腔，等到我死了你回来出柳树就中！“啪”父亲把电话挂了。我心里喊道，爹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