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红琳
1
有一天耳朵对我说：我知道什么才算是好小说了！
什么是好小说呢？他又反问。
再下来他接着卖关子，且分了行。第一行是：四个字。第二行是：不说人话。
然后头像就黑了。
嗯，这就开始不说人话了。
耳朵一直在写小说。
用他自己的话说，写是写了，但不死不活，没多大长进。
耳朵从高中时候起就喜欢文学。直到后来放弃了税务局的工作，调到文化馆。
他的小说是从写自己开始的，最早是带有自传性质的。我最了解的一个就是他写小时候家人如何生活不易，常常写得自己泪水涟涟。
有一次我看到他写哥哥做针线活。哥哥小时候给他织毛衣，长大结婚时还给他缝被子。并且还给鳏居多年的父亲又娶了亲，也为父亲和继母做衣缝被，自己却一直是孤身一人。看着我有时也会掉泪。
他的小说一直是在没有名气的市级以下的刊物转悠，大部分还是内刊，有时偶尔挣点小稿费，不够买一条中档香烟的。
他老说如果挣一笔二千元的稿费就全部用来请我们。
他不是中文系的，也没有做过中、外文学的研究。但我知道他早年除了读书外，还做了很多的读书笔记。也不是很规范的那种，没电脑时就随便写在一个小本子上。都是对作品的认同，感受，对作者内心写作动机的分析。也没有规定的套路，想起什么写什么。有了电脑后，就写在空间里，也不排版，只有回车。我无聊时常去他的空间转转，我读了他的很多这种文字。看上去乱作一团，其实是有很多独到的理解和认识。有时他内心的苦闷也会闪现在里面。
从那次“非人话”的留言后，很长时间，他的头像也没亮起来。
后来，东河来电话：老师，耳朵今天请客。靠！终于让他逮着了，一万多字，挣了八千二的稿费。据说还得了一个什么挺知名的奖。
班里现在很多人都和我有联系，不叫我老师的只有耳朵。但和我来往最密切的除了东河就是他。
事实上，从我们那次打架后，他就再没叫过我老师。那是一次惊动了区教育局的师生之间的生死肉搏。天昏地暗，气势磅礴。
2
我迫不及待地输入耳朵，百度一点，好家伙，一串一串的。我真的是为他高兴，甚至激动。
小说大致是这样的：
一个年轻的画家，虽然有不少作品，但感觉离自己的理想相差甚远。为了真正达到艺术的顶峰，他决定放弃现有的一切。因为他认为一个人，要想成为真正的艺术家，成为为后人所铭记的大师，一定要采取某种极端的方式，比如去过那种纯粹的、脱离了一切物质诱惑的生活。
画家成为了一个流浪画家，或者画家成为了一个流浪者。
有一次吃饭没钱付账，随手画了一幅画，给了小饭馆的老板抵账。他很有成就感，觉得自己就是毛姆笔下那个思特里克兰德，甚至干脆直接把自己当成高更。因为高更一直就是他做梦都想成为的人。
后来流浪到一架桥下过夜，和一对同样流浪的夫妇（后来知道他们不是真正的夫妻）为了争地盘打了起来。可以想象，两个男人边打，边用嘴说出怎么样怎么样对方妈的什么，怎么样对方妹的什么。当然在文中每一个字都是正确的，没有替代。在全文中有关这两个男人的对话，能讲粗话的地方，就决不用一个普通的词语。
后来耳朵对我们讲，第一次把这样的文字落实到纸上，更进一步落实到自己喜欢的小说里，就像在人们面前脱了他的裤子一样。但是他知道那畏手缩脚不会有好结果的。相反会带给自己出人意料的效果。
画家被那个男人打了。他就蜷缩在人家的领地旁边。
女人看他可怜，给了他面包、水。天快亮时，他还是饿醒了，女人和男人都还睡着。熟睡的女人沐在晨起的光影里，朦朦胧胧中，竟然发现女人虽然穿得破烂、肮脏，但侧影真像是西藏朝圣的女人，因为女人是坐着睡着的。他很是兴奋，心里连画的标题都想好了。就拿出画笔给人家画画。
他的理想本来就是要去西藏，一步步走到西藏。边走边画。他希望走到西藏，登上布达拉宫的那刻，也是他艺术达到顶峰的时刻。中间还穿插了画家对梭罗独居瓦尔登湖的向往；对一些最初流浪的、或贫穷的画家，最终却成为大师的顶礼膜拜和亿万分的景仰。想象自己流浪的路上如果能遇到法朗斯瓦米勒那样的同行，或许可以一起导演一出“是否在人间”那样的剧情，也未置可否。。
男人醒来后看到他那样看着自己的女人，悄悄地爬到他的背后，举起一块砖头，朝着那专注的脑袋砸下去，立刻，画家倒在血泊中。
3
酒桌上，耳朵并没有想象中的兴奋，相反看上去还有那么一点失落。
我和东河频频举杯向他道贺。他倒是自觉，一连干了三杯。也不拒绝我们的敬酒，痛痛快快地一饮而尽。
他说，现在的主流小说是哑巴式的，尤其是短篇小说。声东击西，让你自己去悟。不是有人说，这个社会是闷骚型社会吗，表现在文学上也是一样的。
梭罗说，读书就要踮起脚尖读，一看就懂的那是儿童读物。
评论家们要的就是这种踮起脚尖的效果，是另一种虐心。这样他才愿意为你写评，而评论家一评，你的作品就红了。他们要的是见微知著，管中窥豹。
一条裤子，腰也合身，裤腿和长短、肥瘦都正好；上不露腰，下不露腿；穿上保暖、护羞。这样很好吧？错了！那是过去。现在裤腿上没几个洞，裤腰上不露出肚脐没人会要。这就是流行。
评论家要的是，通过裤子上的洞看到腿上的纹身。什么图案？大的？小的？白的？黑的？表达的意义所在？什么内涵？或甚至要的是先天的痣，痣的形状！
你不能把那些大的，小的，黑的，白的，直接告诉他！得让他猜。猜对猜不对与你就无关了，越是猜测得凶，你就越成功。当评论家为解释你的文字有不同观点而打架的时候，你就真成功了！
耳朵说这些话时，东河不时地抬头看看我。东河说，我们没像你理解得那么透彻，但也觉得你说得有道理。
耳朵接着说，还有就是用低俗的语言技巧制造高难度的托马斯全旋，要么绕晕你，要么遮在纱下面，还不是一般的纱，有玉卷珠帘的，有布艺风情的，有丝缕妙曼的。
东河说，对！这点我相信。我刚刚看了路远的那个获奖小说。一个母亲对儿子日常讲起儿媳来就不离开那个字，用X来作为儿媳的代称。你们觉得这对吗？合乎常规吗？
是的，耳朵说，我也看了。不管怎么说，在这个小说中，一方面儿媳挣得 比儿子多，从某种程度上是儿媳在支撑着儿子一家的生活，虽然她给他们有时带带孩子，儿媳还给买着房。
东河给我解释说：小说里主人公还是个诗人，是一个受过真正高等教育的硕士，曾是有名的校园诗人。
耳朵又抢过话题：即使是诗人，即使是生活在小说里，也不应该用低俗下流的语言进行日常对话，而且对话的对象是自己的母亲。如果是在妓院里，和嫖客说，和妓院的老鸨说，我能理解，毕竟诗人也是人。
所以现在的好小说，必须是非人的话、鬼话、瞎话、假话、脏话包装起来的，不然你很难让当下所谓的主流认同。评论家说“母亲”这种行为是有所代表和暗示的！这难道是表现那种“代表”作用的最为合适的用词？耳朵的话语声音很重。
东河说，不说小说了，来喝酒，我们举杯向老师表示谢意！当年要不是老师影响我们，恐怕我们也没有看小说的习惯。不过，我喜欢是喜欢，没有你的天分。这下好了，事实证明你的坚持是正确的，继续吧！耳朵，我们之中只有你一个走得最远。东河很动情。
耳朵也不推，又举起一杯，干了。
东河说：这个时候，评论家打他们的，你借着这一篇的成功，赶快把之前呕心历血的东西拿出来集结出版。
是的。我也说，事不宜迟。
他并不理我们的茬，低下头往嘴里夹菜。又说，让我读苏联小说，读俄国小说。停了停。
让我读安娜，我去读，认真的，一遍一遍的，不知道读了多少遍。让我读顿河，我去读，一遍一遍，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优美的，带着韵律的长句子，我去学；细致繁缛的内心描写，我去学。可学到头，有哪个编辑喜欢啊，哪个编辑喜欢这种长句子！哪个编辑有工夫在你的字里去看让人瞌睡的心理描写？
我低头不语，他话前面不加主语，我知道是说给我听的。我当年在课堂上就是这样教导他们读名著的，我说，你要是想立志成为一名作家的话，必须从现在开始读。
东河说：大众认同的，还是这些经典的东西。现在的再怎么畅销，评论家也不敢说那谁谁谁的东西是经典。况且经典也不是用畅销和好看来称量的。
现在的社会，好些我们难以启齿的话，通过网络给“淡化”了，搞得现在的孩子们觉得我们是小题大作。
我家小子，经常冒出一两个字，被我教训了几次。后来在我面前和他的朋友通话时有所避讳，有时骂人时，就直接拆开说，比如傻十三，或者是说装十三。
我说为什么是十三啊？为什么不是十二、十四？
东河“扑哧”一下笑了。抬头扫了一眼耳朵，耳朵正往嘴里塞大饼，或者故意避开我的视线。
东河放下筷子，拿起杯，笑着对我说：来，老师喝酒。我们象征性碰碰杯，喝了。
我还在等这两鬼的下文。
还是东河开口了：老师，英文字母第二个，拆开是什么？
我“啊呀”一声叫了出来。
呵呵，呵呵！
那天，耳朵喝多了，我们也没按计划去洗澡，去足疗。
4
回家接着看耳朵的新小说：
看着熟睡的女人和死去的画家，男人慌了，没想到自己又杀了人。他本来是个油漆工，因为老板欠了工钱，伙同几个一起讨薪的工友和老板理论，争执过程中，打死了老板。吓坏了，当天就跑了出来，那时才刚二十出头，不敢再重找工作。能讨就讨点。
他摸摸画家的身上，除了身份证，包里还有一些画笔，颜料什么的。竟然是身无分文。于是他扒掉画家的破衣服，穿在自己身上。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胡乱扔在画家身上，跑了。没忘记回头把自己的身份证装在地上的破衣服兜里。
话说，男人拿着画家的身份证，游荡到另一个城市。一个早上正蹲在一家没开门的店门口，寻思着去哪找点吃的，后面的门开了，这是一位美院的教授，这里是他的画院。男人歪打正着地来到了这个城市的书画一条街上。
教授见他背了个画板，理所当然的，教授收留了他，画院不小，上下三层，急需要一个打杂守夜的人。
男人想起，小时候因为和妈妈要一盒水彩，哭了个半死，最后也没要上。十四岁时就出来当油工学徒。七、八年来，各种颜色的油漆、涂料早就应用得挥洒自如。如果是作画的话，他是以墙作为画布的。
在教授的画室里，上给来来往往的贵客倒茶烧水，下给学画的孩子们整理桌凳、教具。那些颜色迷惑着他，他沉了进去。晚上没人时，他便拿着画家的画板也学着画起来，越画越着迷，（耳朵在这里很详细地描述了男人的心理转变历程，或是试图想表明，艺术的魅力甚至可以改变一个杀人犯。）后来竟然能指导起刚学画的学生了。家长们都把他当成是美院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按照惯常的风格或手法，这个小说应该起个《大桥下的无名男尸》，但并不是。耳朵起的题目是《彩色的油漆》。
更让我意外的是后面还有。
挨了一板砖的画家并没有死，只是晕过去了，醒来之后竟然失忆了，不知道自己是谁。女人本来最初以为他死了，想跑。可是看他活过来了，女人本来心底对他挺有好感的，她给他包扎好伤口，于是，他们幸福地在一起流浪了。
5
看完小说，顺便看了一下评论。
给他的授奖词里有艺术家的自我认同、自我实现什么的。还提到马斯诺。还有很多叠加的词，读着不顺口。这些词我不甚了了。更有评论家说他这是篇哲理小说。
闭上眼，我不由得想起当年我们那场让男生们后来一直津津乐道的打架。其背后的原因似乎伸展到了今天。
我们俩从教室打到操场，难分伯仲。
那时候六中的教室是平房，又在校院的最前排，这样揪揪扯扯地打到了操场上。
操场上，上体育课的班都不上了，围着我们看，女生吓得躲起来，男生们跟着起哄。
后来我被校长大骂一顿，要我停课检查。但是因为没有接替我的老师，我就带着伤继续教我的高二语文。
自然叫来了陈尔多的家长，他的哥哥——陈小多。陈小多可能比我也大不了几岁，他恭恭敬敬地给我鞠躬道歉。
那个时候才知道，陈尔多两岁时，妈妈在造纸厂因工伤去世了。爸爸是建筑工人，常年在外地施工。大部分时间里是与哥哥相依为命。
当然，事情是有起因的。耳朵给班里一个女生写了封情书，女生是一位女画家的女儿，女画家单身，且有点名气。女孩气质高雅，根本瞧不起他，就把他写的情书拿出来给同学传看。他有点恼羞成怒（可能用这个词不太准确），他在黑板上写下了骂她们母女的话，用拼音拼出一个X的音来。还用了彩色的粉笔，那个平声的符号被他用另一种颜色的粉笔描粗加大。
正好下一节是我的课。
中文系刚刚毕业的我还不到二十岁，正怀揣着一大堆乌七八糟的理想和梦。
我一看写在黑板上的字扔下讲义大骂起来。
肮脏、可耻、卑鄙、下流，不尊重女性！你们不是母亲生的吗？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这样不尊重女性就是不尊重你们的姐妹，不尊重生了你的、给了你生命的母亲！
教室是什么？是传播知识的殿堂，黑板是什么？黑板是……我一着急没想到黑板是什么。至少不是你写这种污言秽语的地方，你这是对知识的亵渎。
今天的课不上了。我要看看，是哪个有胆量做，没胆量担的缩头乌龟！
下午叫你妈来！
陈尔多早就涨红了脸，最后一句终于站了起来，把凳子使劲一踢，两手握紧拳，瞪着眼睛。竟敢和我这样较劲！我越说越来气，上去就踹他一脚。接下来他那两个握紧的拳就朝我袭来。
这是那场战斗的开端。二十多年后，东河在一次酒桌上这样描述：是我们班的一次世纪大战，旷日持久，精彩绝伦。
责任编辑/董晓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