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长大一些了，渐渐知道，这个“鞑子”还是挺不简单的人物哩。他年轻时，曾在武汉的大学里教过书，是1957年，他口无遮拦犯了错误，才下到我们镇上的供销社，一直在中药铺里抓草药。他说他不是搞医的，是搞中文的，懂点医道是半路货。但镇上传他在治疗蛇伤、阴癣、背疮等方面有独到的手段。我没见他给人治过病，倒是在上小学三年级时，听他讲了一回课。遗憾得很，只讲了一节，就又犯下一个错误。
我们那会儿读书，是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先是学工、学农、学军，后又学医。学医时，就让医生或药剂师给我们讲医药常识，不知怎么学校就请到了竹孝才。下午，上课了，就见他背一个大麻包，打开，全是枝叶干枯的毛根、艾蒿、车前草、晕头花、老鼠藤、蒲公英等。竹老师是要给我们讲中草药！这些草药田边地头上还长着在，大家都认识，自然很兴奋，都争着抢着回答竹老师的提问——它们茎叶的模样，花的颜色，还有味道什么的，课堂气氛甚是热烈。可能是竹老师讲高兴了，一高兴，就深入了，讲到某种药的配制和它的用药方法。原话已记不太清，大意是：女人经前下药要猛，经后下药要缓；男人月头下药要重，月尾下药要轻……三年级小学生，连生理卫生课都没上过，哪里懂“经前”与“经后”？于是，他进一步解释：“‘经’，是指女人的月经，而女人的月经……”课堂一下子安静了，接着，女孩子低头红脸，男孩子尖声嘻笑。等竹老师回过神儿来，早已讲过河了。他撇嘴瞪目，愣那儿了。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女人有月经。
再上中草药常识课，就换人了。据说，为这，竹孝才住了一个星期的学习班，挨了好一顿批，可把他骇坏了，随便一顶“流氓”的帽子给他戴上，都够他“喝一壶”的。他说他怕老账加新罪，会下大狱。还好，批一顿后放回了，仍旧当他的老药剂。
竹孝才是个讲情讲义的人。1978年平反后，秋天，他还带全家到我们村前的山上看了他的盟兄黄四儿的坟，流了一把泪，然后就回内蒙去了。他说他不想待武汉了，老了，该归根了。算算，如果他还健在，该八十多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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