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伴叫王素珍，一年前离家出走了，她是怎么走的？还是先从我自己的身份说起吧。
我叫李满仓，今年六十八岁，是我们县里的政协副主席。我这个副主席可是来之不易呀，那还是大前年的事了，那会儿我还是个农民，就是最没出息的那种人。
这天，小儿子问我：“爸，凭啥咱们生下来就是农民呢？”
我说啥呢，我没的说。
老伴素珍临睡前跟我叨叨：“孩子他爹，要不，你再上县里问问你的党籍，不为自个儿，也该为孩子想想。”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上县里组织部了，我想要我的党籍。
1948年，我十六岁。一天晚上，村里的老贵叔找到我，问我敢不敢给共产党游击队送一封信，我说敢。老贵叔在墙上贴了一张红纸，上面用黄土涂了镰刀、锤头，然后让我对着红纸举了拳头。我跟着老贵叔说了几句，就是后来经常可以在电影里听到的话，然后我连夜上路，把老贵叔给我的信交给了山里的游击队。一个月后，老贵叔告诉我，那封信救了七百多游击队员的命。究竟是咋救的，他没说，我也就没问。
我这个解放前入党的党员，解放以后却稀里糊涂地丢了党籍。因为老贵叔临解放的前几天让国民党抓住枪毙了，没有人证明我入过党。三年困难那会儿，我还进城找过当年那个游击队长，人家已经是北京的一个大官儿了，还留我在他家吃了一顿饭，又给了我十斤全国粮票。临走时，人家跟我说：“当年要不是那封信，哪有我和七百多位同志的今天啊！可我实在记不起送信的小伙子的模样了，我不能违心地向组织讲假话啊！”
我拿着十斤全国粮票回了家，党籍没找回来，可这十斤粮票救了两个孩子的命。
县委组织部时部长听了我的申诉，十分为难地说：“您的情况我们早知道了，还立了档，我们非常同情。但是，党的政策是一贯的，如果没有一个证明人的话，我们无法恢复您的党籍。”
“我有证明人！”我扯开嗓门喊了一声。
时部长惊讶地问：“谁？”
我低着头说：“俺老伴儿素珍。”
“您老伴儿？她是怎么知道的？”时部长好奇地问。
这事儿还是真的。那天我入党宣誓时，老贵叔让他闺女，就是我后来的老伴儿素珍在外面望风。要不是素珍昨儿晚上提起，我都忘了这回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