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区死在街头的处女

时间:2014-05-12 20:42:54 

事发红灯街

处女街垃圾场的杂草丛里发现一具无名女尸。死者身上穿一件翠花紫色连衣裙,死亡时间为昨晚11点左右,年龄在16至18岁之间,除左大腿根部有一道血印外,周身再无任何伤痕,并且系处女。市公安局在当地电视台连续播放了两天认尸启事,连一个咨询女尸情况的电话也没接到。

女尸为何被抛在处女街的垃圾场?是蓄意谋杀、自杀,还是其他原因致死?这里面一定有蹊跷,而且很可能与处女街有关,这起疑案落在了潮侦大队副大队长林培崧肩上。

这天,林培崧驾驶警车带我一道前往处女街。我不是公安民警,但作为市报跑社会新闻的一名记者跟随采访。林培崧把警车停在辖区警务室院内,我们徒步踏上处女街。

没走多远,我们就碰上了两名上着露脐衫、下穿超短裙的摩登女朗。她们笑盈盈地朝我们摆摆手,柔柔地问:“二位先生,需要特殊服务吗?”

见到眼前两名胸脯挺得高高的金发女郎,我没敢吱声,只顾跟林培崧往处女街深巷走。脚下的处女街,当然不能与丹麦第四大城市奥尔堡的处女街相提并论。这里的处女街并非一条街,而是城郊的一个村,叫埠村。埠村紧邻城市,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早已是集饮食、服务、娱乐于一体的热闹集市。尤其美容美发屋按摩洗脚捶背店特多,一条不足1000米长的丁字街,竟有各类休闲门店30多家。晚上,这里更是霓虹闪烁、纸醉金迷,穿半裸服装的小姐睁眼就是,是名副其实的红灯街。

埠村的这条街为何叫处女街,有掌故作证。晚清时期,埠村一带还是长江的一个外滩子。芦苇丛生,荒无人烟,一片萧条。据说,附近村庄有个挺具几分姿色的良家女子至死不屈从官府的淫威。后来,就有好事者将女子自尽的那个滩头起名“处女滩”。早先的那个长江外滩己不复存在,衍生成如今的一条街。因当地居民“处女滩”、“处女河”、“处女树”地叫习惯了,现在便把新生的埠村街叫“处女街”。

我和林培崧继续往处女街的丁字口走去。走着走着,林培崧几大步跨进了“点点发廊”,对一位身着连衣裙的小姐说:“请你跟我们去一趟警务室!”

那小姐愣怔之际,从楼阁上走下一位老板模样的中年妇女,白白胖胖,雍容华贵,只见她将手里的烟屁股一丢,双眼圆睁:“你有没有搞错人?”

林培崧懒得与她废话,亮了证件,低吼道:“处女街无名女尸案同她有关!”

直到那位小姐被带至埠村警务室,我才明白,她身上穿的一件连衣裙同死者身上穿的连衣裙一模一样。在强大的攻势下,该小姐仍坚持说她与无名女尸案毫无干系。最后,她同意将我们带到城里,找到了买翠花紫色连衣裙的“新人类女装屋”。

林培崧问老板娘近来已卖出多少件翠花紫色连衣裙。老板娘指着挂在货柜上的三件连衣裙,说她总共才从广州进了5件,仅卖出两件。老板娘接着又说,这种裙子进价高,这个城市就她独此一家经营。

林培崧不觉眼睛一亮,赶忙拿出死者照片:“这女孩身上穿的连衣裙,是从你的女装屋买走的吧?”

老板娘接过照片看了看,连连说“是的是的”。老板娘回忆了一番,说是三天前的一个下午买走的,当时陪她来买连衣裙的还有另一名女孩,记得她右脸上的一块胎记格外显眼。

林培崧决定寻找右脸生有胎记的女孩。

胎记女孩

处女街无名女尸案的侦破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那天晚上,我刚洗澡上床,手机就响了。林培崧说:“程记者,我在刑侦大队办公室等你。”我刚踏上刑侦大队办公楼走廊,就闻到一股浓浓的烟味。办公室坐着林培崧和刑侦大队大队长张润翰二人,烟灰缸已经堆满烟屁股。

林培崧将白天调查到的情况向张润翰作了全面汇报。他们又凭多年积累的办案经验,对右脸生有胎记的女孩作了种种推断。

应该说,“认尸启事”已在市电视台连续滚动播放两天,想必右脸生有胎记的女孩早就知道了,只是怕惹祸上身,而不敢出面作证。或许,那女孩之死本身就同她有密切关系;或许胎记女孩同死者争风吃醋,将她残害致死;死者或许是一个刚来处女街谋生的外地女孩,当然不会有人认识她。即便某一休闲屋的老板知晓实情,也会因出了命案而不愿惹事上身¨

林培崧从“新人类女装屋”走出来,就立即同埠村警务室民警取得联系。对方在登记簿上认真查过了,在处女街从事服务行业的所有女人中,没有一个右脸生有胎记的女孩。既然死者系一名处女,这说明她生前未曾卷入灯红酒绿。那么,右脸生有胎记的女孩是不是一个妓头呢?

我是市报派出采访此案侦破进展的记者,静静地坐在一旁,一边认真倾听一边做记录。不知不觉,墙上的挂钟已“嘀嗒嘀嗒”转过零点。张润翰站起身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对林培崧说:“你带程记者出去吃夜宵吧,我回家了。”

林培崧拉着他的手说:“张队长,咱们一块儿去江边烧烤城喝啤酒?”

“算了算了,我已是快退居二线的人,哪比得上你们年轻人。岁月不饶人啊!”张润翰摆摆手,边说边朝楼下走去。

我和林培崧来到江边烧烤城时,各个摊位已食客满座,热闹景象同我们打车穿过的清冷街道形成鲜明对比。找了好几个烧烤摊,才发现仅剩有两个空位,貌似特意为我们留着的。林培崧点了鸡爪、羊肉串、牛蹄筋,将两只盘子盛得沉甸甸的,还叫来一罐纯生扎啤。他颇有几分抱歉地说:“程记者,你也跑了整整一天,辛苦了,要将处女街的无名女尸案弄个水落石出,说不定还有一段时间呢。来,咱们喝酒——”

“咱们喝酒!”我望了一眼疲惫不堪的林副大队长。

一罐纯生扎啤下肚,林培崧又让老板送上一罐。这时候,有个中年汉子凑近我们,毫无遮掩地问道:“二位先生,今晚上处女街吗?包接包送,很便宜的。”

“什么很便宜的?”林培崧斜睨了对方一眼,问道。

“当然是坐我的出租车很便宜啦。”

“你没听说过处女街出了一起命案,谁还敢上处女街?”林培崧故作轻松,很随意地同司机侃开。

“怎么没听说过,我们开出租车的,比当记者的嗅觉还要灵敏!再说,电视上也播放了认尸启事,一个小姐死了,谁敢前去认尸?即使同她是一个发廊的小姐,也害怕摆脱不了连带关系而忍气吞声。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出租车司机耸耸肩,感慨道。

就在我们正准备离开时,眼前不远处的一个烧烤摊前,突然停下一辆出租车,从车上走下来一群男男女女。最后下车的那个女孩拢了一下她己染成浅黄色的长发,赫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右脸上一块醒目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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