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医院遇刺
死而复活的蒋何为被送往哈尔滨著名医院——哈医大附属医院，接诊的是一位高年资医生，姓丁。丁医生有留日学医履历，又有丰富的行医经历，可谓见多识广，对于蒋何为的“死而复生”不以为然，说患者其实没有死亡，只是饮酒过量导致中枢神经受到抑制，出现深度昏迷症状，甚至呼吸系统麻痹。这种症状丁医生以前曾遇到过，在临床医学上称为“假死”。不过喝酒确实会醉死人的，眼前这个患者离死亡仅一步之遥，如果不是他体质好，极可能因呼吸系统麻痹窒息而死。
蒋何为被收治入院，进一步观察调理。丁医生嘱咐蒋的家人，虽然逃过一劫，但日后必须戒酒。这类患者肯定对酒精有依赖，一时戒不掉，可以逐日减少饮酒量。家属听得频频点头，连声道谢。哪里想得到，蒋何为的生命此刻已经开始倒计时了！
当晚，胡飞儿留下陪护。蒋何为在输了两瓶葡萄糖后犹自昏睡，不过已经发出了旁人听得见的呼吸声，脉搏也趋于正常，偶尔还有翻身意识，能在家属帮助下翻个身。医生说这种昏睡属于正常范围，病人正在通过睡眠自我修复某些被损坏的功能，无须担心。
入夜，蒋何为继续自我修复，其妻胡飞儿在病榻一侧拉开抬送丈夫入院的躺椅，和衣躺下，身上盖一条儿子送来的毛毯。这一天把她折腾得够戗，一躺下，很快就迷糊过去了。但她不敢睡得太死，隔一会儿就要起来看看丈夫的情况是否正常，是否需要喂水。
这是位于住院部底楼的一间四人病房。那年头看西医的患者不多，住院的更少，连蒋何为在内只住了三位病人。蒋何为的床位靠近门口，胡飞儿尽量轻手轻脚，以免惊动另外两个患者。那两个患者都是二十多岁的男青年，一个患伤寒，一个患重感冒高烧不退，病情都已得到控制，生活可以自理，所以没有人陪护。年轻人好睡，胡飞儿一趟趟起来他们根本不知道。
午夜，医生交接班。当时的规矩是两个医生一起巡视所有病房，看过每一个患者后才能签字确认。医生来查房时，胡飞儿正好起来查看丈夫的情况。接班的陈医生听诊搭脉后，说患者情况很好，明天早上醒来后应该可以恢复正常，不会再昏睡了，让胡飞儿下半夜不必如此劳神。这样一说，胡飞儿再睡觉的时候就踏实了些，足足睡了三个多小时。
她是被一阵轻微的响动惊醒的，迷迷糊糊间，似乎听见有人从病房走出去，以为是医生或者护士查房，也没当回事。但醒后就睡不着了，于是起身查看丈夫的情况。丈夫还是仰面朝天躺着，胡飞儿担心丈夫把手压在胸口，遂把被子揭开。顿时，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儿扑鼻而来。定睛一看，丈夫心窝部位喷涌而出的鲜血已经浸透了衣服和床单！
胡飞儿的惊叫声惊动了整个儿病区。值班的陈医生从医已有十几年了，却从未遇到过这类事儿。幸亏他的思维还算清晰，起初的慌乱之后，马上做出反应，打电话向医院总值班室报告情况，接着和助手、护士、家属一起把挨了一刀的蒋何为急送外科手术室，交由外科医生处置。
总值班室接到报告，当即向哈尔滨市公安局南岗分局报警，同时派人赶到外科手术室询问蒋何为的伤情，安抚胡飞儿的情绪。此时，胡飞儿方才想起先前自己被一阵异响惊醒，听见有人从病房轻轻走出去的情节，遂向值班人员说了说。对方一个激灵，当即致电医院门卫室。门卫还不知院内发生了凶杀案，说七八分钟之前有个穿黑色外套的男子出了大门，骑着一辆自行车匆匆离开了，他以为是住院病人的家属临时出去办什么急事，也没拦下问一问。值班人员于是再次致电南岗分局，汇报了这个情况。
分局刑侦队指导员莫逸君带领数名刑警赶到医院时，蒋何为刚刚被从手术室推出来，这回没有再发生什么奇迹，院方抢救无效，蒋何为彻彻底底地死了。主持抢救的外科主任张兆逊告诉刑警，蒋何为临终前反复念叨着两个字，听上去像是“箱子”的发音。
刑警当即勘查现场。巧的是，与蒋何为同病房的那个伤寒患者许先生曾从事过记者职业，跑过旧警察局采访过刑事案件，有保护现场的意识。在发现出事的第一时间，他立刻和另一病友把自己床头的几份报纸摊在蒋何为病床周围的地板上，使刑警得以提取到几枚虽然不太完整但勉强还可以辨认的鞋印。
刑警判断，胡飞儿迷糊中听到的脚步声，应该是凶手发出的动静，初步可以确定，凶杀发生的时间是5月12日凌晨三时二十分左右。据此，莫逸君还想到了一种可能：凶手夜间潜入病区，不能保证马上获得下手机会，如若穿着寻常服装在病区走廊里转悠，难免显得可疑，遇上查房的医生护士，肯定要问一下“几室几床的”。因此，他可能会用白大褂伪装。哈医大附属医院上月刚刚重组，从部队来的医务人员和进修医生颇多，出现几张陌生面孔不足为奇。
那么，凶手的白大褂是哪儿来的呢？可能是随身携带，也可能会就地取材。如果是前者，那就没办法了;但如果是后者，也许可以找到凶手的一些线索。莫逸君当即下令清点全院各科室、病区医生办公室的白大褂是否有丢失情况，还要求清查时不得触摸纽扣。
清点下来，并无短缺，不过，内科一楼病区医生办公室（非夜间值班室，值班医生晚上是待在值班室的）有一件原本挂在挂钩上的白大褂掉落在地上。刑警即刻把这件白大褂封存起来送交检验，同时对该办公室进行勘查，提取了地板上的脚印。继而又发现，医生办公室房门右侧的窗户插销已经损坏。病区医生告知刑警，医院重组不久，后勤人员变动很大，插销损坏的情况早已报修，但尚未得到处理，因此只得用一段细纱绳在里面系上。
刑警判断，凶手就是扯住外面的窗缝边沿，拉断纱绳，打开窗子，从窗子伸手进去打开门锁进入房间窃取了白大褂，作案后又把白大褂放回原处。按照这个分析，刑警试图在门窗上提取凶手的指纹，却没有任何发现——凶手是戴着手套作案的。
哈尔滨市公安局的法医对被害人的尸体进行了解剖，得出的结论是，凶手潜入病房后，往被害人心脏部位扎了一刀，创口宽两厘米，深达五厘米，致被害人当场死亡。凶手杀人手法熟练，下刀位置准确，一刀斃命，还没弄出什么动静，估计应是惯犯，并且心理素质极好。至于被害人之前“醉死”的情况，法医分析，被害人患有酒精依赖症，其身体已经呈现慢性酒精中毒的症状，及至尸检时，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还远超于正常人的水平，可以想见他“醉死”的那天晚上酒精摄入量之高。如果不是他身体好，换了别人，很可能真的就醉死了。
法医根据上述情况提出参考意见：死者在5月10日摄入大量白酒，很可能是凶手对其采取的谋害方式的一种;因为第一次谋害未能成功，所以凶手潜入医院实施行刺。换句话说，出于某种原因，凶手急于让蒋何为去见阎王。
南岗公安分局在接到医院方面反映的疑似凶手的情况后，当即向医院周边的几个派出所下达指令，要求他们迅速出动查缉凶手，但未能找到嫌疑对象。
自1946年4月至本案发生，哈尔滨解放已经超过三年，社会治安情况有了大幅好转，严重暴力案件的发案率大幅下降，一般的命案已无须市局直接调查，而是由案发地的公安分局负责。但蒋何为被害案因为有之前的“醉死”情节，且蒋被刺杀于医院这样的场所，容易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故哈尔滨市公安局决定组建市局分局联合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侦查。
5月12日上午，由市局刑警纪森诺、奚有贵，分局刑警莫逸君、张景春、王仲秋、曹正昌、刘玺组成的七人专案组在驻地南岗分局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担任专案组长的南岗分局刑侦队指导员莫逸君和副组长、市局资深刑警纪森诺简短交换意见后，由莫逸君向与会人员介绍案情、现场勘查情况和法医验尸结论。
被抽调到专案组的都是有相当经验的刑警，一番分析下来，都觉得破案信心满满，因为以下的几个调查触点都有希望成为本案的突破口——
第一，凶手夜间潜入医院，化装成医生，直奔蒋何为病房进行精准暗杀，暂且不论其作案动机，单从作案的技术角度而言，就非常有分析价值。比如，他是怎么知晓蒋何为没有醉死，并且被送进了哈医大附属医院的？他是通过什么途径获悉蒋何为住在哪个病区的哪间病房以及床位的？他凭什么能够如此顺利地潜入医院，而且还窃得医生的白大褂作为自己的伪装？从凶手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毋须耗费多少脑细胞就可以找到答案：凶手或者本案策划者显然一直在关注着蒋家，蒋家料理丧事时甚至就在现场，自然可以知晓蒋何为死而复生之后的一系列情况，了解到蒋被送往哪家医院;之后，作案者去该医院踩点，以便当晚潜入医院作案。因此，专案组应针对上述情况进行调查。
第二，凶手作案后迅速逃离，分析其逃离路线，从蒋何为所住的病房出去后，要经过病区走廊、七拐八弯的住院部花园甬道、通往大门的通道，最后在大门附近取自行车离开医院。虽然是夜深人静之际，但在医院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中，是否有人（比如陪护家属、值班医务人员以及正好从医院门前经过的路人）看见过凶手？这也是值得调查的一个方向。
第三，据被害人家属反映，蒋何为出事前接的这桩活儿也颇显诡异。他原已经答应另一个客户，却突然改变主意，去了这户东家。至于这个东家的情况，蒋何为一反常態，从不跟家人提起，妻子胡飞儿问起时他还刻意回避。这其中显然有隐情，很可能与其被害相关，必须调查清楚。
第四，蒋何为遇刺被送进外科手术室抢救时，曾挣扎着说出了两个字，据在场的手术医生、麻醉医生一致认定，这两个字的发音像是“箱子”。刑警的第一反应是，蒋指的就是某个箱子。曾就此询问过胡飞儿，当时胡飞儿正在哭泣，闻言倏地变了脸色，咬牙切齿道：“这死鬼，至死还想着那个女人！”刑警意识到，原来那两个字是个人名。于是追问这个女人是谁，跟蒋何为是什么关系。胡飞儿双手掩面抽泣，却不回答。考虑到家属的情绪，刑警就把这个问题往后放了放，没有继续问下去。案情分析时，刑警又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大家分析，既然是某个女子的名字，很有可能是“香子”。鉴于哈尔滨地区的历史特殊原因，这个“香子”可能是日本人。所以，蒋何为的临终遗言非常有调查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