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分工，传讯钱复毅及司机由专案组长袁辉友和张博负责，另外三个刑警石索根、周铁盾、祖兴为则去“宝隆厂”调查。
不过，袁辉友和张博的那桩活儿一时却没法进行下去。这天上午，钱复毅就上了司机开着的那辆军用吉普出去了。去了哪里?厂里那班高管谁也不清楚。平时钱复毅也经常是不打招呼就出门，他们早习惯了。那年代又没有手机，钱复毅这一出去，就好似断线风筝，袁辉友、张博只好给庶务科长留话，一旦钱复毅和司机回厂，立刻让他们来分局。
回到局里，袁辉友、张博无事可做，就沏了杯茶边喝边聊案情。袁辉友说： “这个钱复毅似乎不是凡品，试想，这人跟汪伪‘七十六号’的‘魔王’吴四宝走得那么近， ‘宝隆厂’经常为青帮修理枪械，按说属于助纣为虐，后来政府怎么没找他算账?以‘镇反’时的那股势头，像他这种人应该是逃不了审查的。老张，你当时已经调派出所了吧，知道为什么没动他吗?”
张博说当时派出所内部开会研究敌情时，有人提到过钱复毅，说应该对其进行审查，所领导也以为然，就把他的名字列入关押审查的名单送分局了，可分局却把他的名字划掉了。后来又报送过一次，分局打电话到所里，说钱复毅这个人分局知道，以后你们就不要报上来了。
袁辉友寻思，这个钱老板应该是具有另一种身份。所谓“另一种身份”，指的是当初中共地下党为收集情报、营救同志、购买控制物资，往往需要跟三教九流各式人等打交道。这类对象中的一部分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还继续发挥作用，受命跟国民党潜伏特务联系，甚至参加特务组织且担任一定职务，成为“内情”人员，为我方提供情报。不过，这种具有“另一种身份”的对象，在“镇反”运动中也不是个个都能逃过这一劫。比如上海提篮桥监狱的国民党末任监狱长王慕曾，系“保密局”特务，在上海解放前夕受中共地下党感召，幡然悔悟，营救了五十多个被捕且已被“保密局”大特务、上海警察局长毛森下令处决的中共地下党员，按说应该属于“重大立功行动”，但在“镇反”时同样被迫究历史罪行，予以处决(后获平反)。
袁辉友估计钱复毅可能属于这种对象，跟张博一说，张也有同感。于是，袁辉友就想了解一下，哪知电话打到社会科(当时已改称“政保”，这是沿袭以前的说法)，遭到断然拒绝——这等于认可了袁辉友的猜测。这一来，张博就有顾虑了，担心以自己的留用警察身份讯问钱复毅是否欠妥。袁辉友则说： “我们只问案子不问其他，怕什么?”
两人正说着，分局门卫室来电说“宝隆厂”厂长钱复毅在门口，要求跟袁队长通电话。钱复毅在电话里说他上午去外面办事了，饭后才回厂，听了庶务科长转达的刑警留言，便让司机小孔开车一起前来分局，打电话是问一声：两人是一起进来呢，还是他先进来。袁辉友说两人一起进来吧。那时还没有讯问必须两人以上的规定，两个刑警正好一人问一个。
其实，袁辉友对钱复毅的“另一种身份”也是有顾忌的，所以他单问钱复毅两点：一、昨天下午是否去过四川中路的“宏康鞋帽店”?去干什么?二、昨天一整天的活动行踪以及证明人。
钱复毅是否有“另一种身份”，一直到“文革”期间的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袁辉友才弄清楚。当时，公私合营后早已退休赋闲在家的钱复毅作为“三开分子” (“文革”中对国民党时期、日伪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都“吃得开”的角色的简称)被“群众专政”，关押于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造反派为主体的“文攻武卫指挥部”。之前也吃了些苦头刚获解脱的袁辉友被军管会派驻“清队办公室”打杂，他去的第二天，传来了钱复毅急病猝死的消息，其关押时所写的材料上交“清队办公室”，正好由袁辉友装订封存。袁辉友得以阅读了钱复毅的“自传”，终于确认自己当初对钱复毅身份的判断是准确的。钱复毅确实为中共地下党做过一些秘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还利用其跟敌伪潜伏特务的关系为公安机关提供情报。不但钱复毅，就是韦焕第也曾接受钱的指令为中共秘密工作出过力——这就是钱复毅预言韦焕第“最多判七年徒刑”的底气。
这样一个角色，此刻面对着刑警的讯问，当然毫不惊慌。钱复毅神色平静地把自己昨天一天的活动向袁辉友一一作了陈述，其中包括他下午从厂里坐车前往市工商联开会途中，在四川中路看见出来溜达的韦焕第，他正准备请韦焕第回厂效力，因此决定送一件礼物给对方，便邀韦焕第上车，前往“宏康”选购了一双皮鞋。钱复毅原准备把韦焕第捎到外滩逛逛，但韦焕第随车过了一条横马路就下来了，说还是先在附近转转，熟悉一下环境。
与此同时，另一间屋子里，张博也跟钱复毅的专职司机小孔作了相同内容的谈话，小孔的回答和钱复毅一致。
两人的回答表明，他们并无作案时间。不过，在刑警想来，以他们俩的关系，如果钱复毅指使小孔作案，后者可能不会拒绝。小孔不仅是钱复毅的证明人，他自己同时也是涉案嫌疑人。所以，还得另外寻找可以为他们作证的对象。这层意思，小孔不一定懂，但老狐狸级别的钱复毅自然是懂的，他之前在对袁辉友的陈述中已经貌似漫不经心地随口说了若干个证明人，比如“宝隆厂”的门卫(可以证明其进出厂的时间)、市工商联一起参加会议的人(可以证明他昨天下午两点到五点一直在工商联)、散会后他和哪几个平时走得比较近的资本家在南京路国际饭店七楼聚餐，等等，都一五一十说得清清楚楚。小孔则根本不知刑警为何找他谈话，没有预作说明，还是在张博的提示下，才一边回忆一边说了几个除钱复毅以外的证明人，自然都是其他资本家的司机，以及“宝隆厂”、工商联的门卫、清洁工之类。
讯问结束，刑警让钱复毅、小孔回去。袁辉友开了刑侦队的摩托车，载上张博前往市工商联、国际饭店和被钱复毅作为证明人的那几个资本家所在的厂家一一核实。 “宝隆厂”没有去，而是给正在该厂进行调查的刑警打了电话，让他们顺便向门卫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当天傍晚，两路刑警在分局汇总情况，袁辉友、张博那一路的调查结果是：钱复毅、小孔确实没有作案时间。
不过，另三名刑警石索根、周铁盾、祖兴为在“宝隆厂”调查所获得的情况，却似乎对钱复毅不利——钱复毅跟韦焕第的妻子、本厂食堂女工韩少珍之间竟然有一段绯闻。
前面说过，1949年9月底韦焕第被捕之后，家里留下韩少珍带着一对年方两岁的双胞胎，不但失去顶梁柱，家中诸般大小事务从此就得由韩少珍主持，更要紧的是断了经济
这种优待，别说韩少珍、韦焕第了，就连厂里的其他工友也都说钱老板是菩萨心肠。当然，由于韩少珍年轻美貌，而且天生一副轻佻风骚相——沪上说法谓之“轻骨头”，所以也有人猜测钱复毅跟韩少珍之间可能有桃色事儿。在这件事情上，钱复毅完全是被动的。他之所以如此优待这对夫妇，主要是感念韦焕第十二岁那年的拾金不昧之举以及后来在本厂经营中所起的作用，还藏着待韦焕第刑释回沪后邀其继续为本厂效力的伏笔。
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钱复毅的如意盘算经不住韩少珍的粉色攻势。韩少珍出身贫农家庭，能嫁给韦焕第，在老家人眼里是祖坟冒了青烟，她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尤其是跟着丈夫来到上海市，根据国民党政权的规定六个月后顺利报上了户口，从此就是上海市民了，而且靠着韦焕第那份收入就能过上不错的日子。可惜好景不长，也就不过半年多时间她就成了“反革命家属”，如果不是钱老板菩萨心肠伸手相助，只怕没法在上海待下去，说不好还得带着一对双胞胎返回苏北老家去吃糠咽菜，甚至改嫁。韩少珍虽没有文化，但她智商正常，受了人家的莫大好处，自己却拿不出什么东西回报，想来想去，就决定以身相许。
1950年仲秋的一天，韩少珍知晓钱复毅当晚留厂值班，特地把双胞胎央托在邻居家过夜，跟同事换了夜班，午夜时分，溜进了厂部办公室。没等钱复毅反应过来，她已经扑到了对方怀里。钱复毅虽已年近六旬，但也禁不住这种诱惑，从此，两人就勾搭上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厂里人多眼杂，他们的这种关系不久就传得全厂皆知。当然，没人敢在钱复毅面前提起。没想到，有个青年工人却捅开了这层窗户纸——
“宝隆厂”的技工把客户的汽车、摩托车修好后，都要进行试车。当时国家对试车标准没有规定， “宝隆厂”是按照行业内约定俗成的做法，先试空车，即开动引擎空转若干时间，再把车开上路行驶。1951年前，上述后一种试车是由修理技工直接进行的，谁维修谁试车。当然，试车的技工能够修理车辆，也会驾驶，却不一定有驾驶执照。反正通常就在工厂附近方圆二三平方公里范围内行驶，车前挂上由租界巡捕房(抗战后则是国民党警察局)发的试车牌照就行了，交警知道是“宝隆厂”试车，从来不刁难试车技工。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情况又持续了一年多，公安局出台了新规定：所有试车人员，只要把车辆开出厂门驶上马路的，驾驶员必须持有相应的机动车驾照，否则就是无证驾驶，将据情处罚。
如此，钱老板就犯愁了。全厂有一百多个技工，总不见得都由厂方出资去让他们考驾照。即使厂方肯掏这笔钱，公安局也不肯——驾照发放是有额度的。
好在事儿是死的，人却是活的。钱老板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抽调十来个工人组建一个试车组，所有修复的车辆都交由该组试车。这样，厂方可以省下不少考驾照的费用，一次性发放十几本驾照，公安局那边也不会有什么问题。钱复毅派庶务科长出面跟公安局一说，人家当即同意了。问题得到解决，效果也很好，不久，上海市公安局还让“宝隆厂”写了份材料作为经验在行业间推广。
“宝隆厂”的试车组有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工，名叫徐五福。这人祖上是书香门第，不过到其父辈就已败落，其老爸在十六铺谋了一份水产经纪人的活儿。这份职业的收入还算不错，老徐就花钱让三个儿子读书，想靠知识出人头地，重振家族雄风。徐五福的两个哥哥都读出道了，一个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后改为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后进了广慈医院当了一名外科医生;另一个更是了得，远涉重洋去美国攻读机械专业，被美国佬高薪留在了纽约。只有老三徐五福不争气，书读不好，勉强初中毕业，进了二战后美国救济总署在上海开的汽车司机培训班，免费学了半年，考出了一纸驾照，专为救济总署运送物资。运了两年，物资运光了，救济总署也解散了，正好“宝隆厂”招工，徐五福被录用。从此，他就在“宝隆厂”效力，那年不过二十挂零。
徐五福读书平常，动手能力却甚强，不但车开得好，而且早在救济总署车队开车时就已跟着修车工学得了一些修理技术。进了“宝隆厂”，跟在老师傅后面转悠，看也看会了。所以，也不过一年半载，他竟掌握了全面的机动车维修技术，成为厂里青年工人中的佼佼者。前年试车组一位老师傅中风去世，厂里就把徐五福调到试车组。不但在“宝隆厂”，就是在当时沪上汽车维修行业中，这也是一种荣誉。因为试车组的技工不但要擅长开车，还要具备迅速发现故障并处理故障的能力，另外，还须掌握车、钳、刨、铣、焊、电、仪表、热处理等多般技能，甚至在紧急状况下立马就地取材，制造出某个市场上购不到的零配件，以便使车辆能够继续行驶。徐五福是“宝隆厂”乃至沪上该行业试车工队伍中最年轻的一位。其时其老爸已经病逝，如果老徐泉下有知，也该欣慰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儿子也算是出人头地了。
那么，钱复毅与韩少珍之间的奸情怎么会被徐五福捅出来呢?这要从韦焕第出狱前半年即1955年春天的一次事故说起。当时， “宝隆厂”接受了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即后来的海军东海舰队)的一桩活儿，大修一辆“水星”轿车，据说是准备用于接待不久之后访沪的苏联海军将军的。 “水星”系1935年由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福特公司开发的品牌，用于填补福特公司生产的大众化的福特产品和比较高档的林肯产品间的市场空缺。海军送来大修的这辆轿车，还是1949年解放上海时的战利品，但破损严重，不能使用，一直存放于仓库中。这次翻出来大修，技术难度很大，军方选了又选，最后决定交“宝隆厂”。 “宝隆厂”自是重视，专门组建了技术攻关小组，整整鼓捣了两个多月，许多零部件是专门派人去香港买的，还有些零件香港市场也没有，就只好由高级技工手工制造了。
这辆车修好后，交由试车组试车。这种试车就不能是厂门口兜兜圈子那样简单了。须知这辆“水星”车在必要时会载着将领前往野外东奔西驰，而且车过之处可能是坑坑洼洼的道路。因此，要求试车组抽调骨干把车开到浙东、皖南山区去折腾，折腾得越厉害越好。技术好且年轻力壮的徐五福自然被选中，成为这个特殊试车小组的成员之一，而事故恰恰也出在这主儿身上。
说是“恰恰”，其实并非偶然，或者说是偶然中隐藏着必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徐五福酒驾!酒驾，在现今是要负刑责的，但在以前根本不能算事儿。就说抗战胜利后的上海街头吧，不单是美国军人一手拿着酒瓶边喝边开车，由“飞虎队”改组的“陈纳德航空公司”的美国飞行员更是耸人听闻地竟然酒后驾机，不是玩耍兜风，而是执行空勤任务!所以，徐五福等人在浙皖山区试车，途中打尖时喝几杯老酒也属“情理之中”。问题是，徐五福在浙江杭州城外酒驾时把车开进了钱塘江!
幸好车上的技工都精通水性，包括徐五福自己在内都逃出来了。不过，这次事故对于这辆“水星”以及钱老板来说，损伤确实蛮大的。别的不说，单是打捞费就花了不少，更别说把“水星”重新开膛破肚检查修理了。据说“宝隆厂”这单业务不但没赚到什么利润，贴进去的钞票也足够组装一辆新车了。另外，由于返工，差点儿误了交货时间，钱复毅挨了军方经办人的骂，人家声称海军的车辆以后再也不敢交“宝隆厂”维修了。
钱复毅是生意人，不是慈善家，可想而知，肯定要追究一千试车技工的责任。几个随车技工都被扣了薪水，徐五福是直接责任人，干脆开革!
徐五福看到张贴在食堂里的布告，大怒，冲到厂长室跟钱复毅大吵一场，当众将钱老板与韩少珍的奸情抖搂出来，扬言要到苏北劳改农场向韦焕第面告此事，等韦焕第回来，看他怎么惩罚万恶的黑心资本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