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着这种感觉走回办公室，坐在电脑前把剩余的记录看完，终于发现不对劲的地方在哪儿了。
为了确定这个想法，他再次核对了一下资助项目的捐款标准：结对资助一名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捐款标准是每学期五百元；结对资助高中生是按照一个学年计算的，捐款标准是一千元。
换句话说，一年只有两个学期，一个孩子从小学入学到高中毕业，一年的学习生活费用只需要一千块钱，二十个孩子一年需要两万—而罗为民在万恩药业的年薪是十二万。
问题出来了，罗为民每个月的工资都花的分文不剩是很多人知道的，所有人都以为他把钱用在了捐助学生身上，殊不知他只要拿出两个月的工资就足以支付这些孩子一整年的费用，那么剩下的钱花到哪儿去了？
不仅如此，罗为民还利用休息日在外面做记账会计疯狂地打工挣钱。罗华欠下外债是2011年的事，而罗为民却从2007年就开始打工了，那个时候罗华刚上大二没有开始创业，老伴儿也还健在，他需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离开希望工程办公室，吴大姐坚持把冯铁霖送到楼下。虽然她没有主动打听，但是冯铁霖知道她一定很担心，警方和媒体同时关注一名捐助人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她不知道这个叫罗为民的捐助人犯了什么案子，只盼望这个案子不要给公益捐助事业带来负面影响，因为这里是那些贫困学生继续读书的希望，也是她多年来精心呵护的一块净土。
可惜，冯铁霖无法做出肯定的承诺。直到他上了面包车，吴大姐才怅然若失地走进楼道，这次没有再听到敦实的脚步声。
“你好，是杨小姐吧？”
“冯队长，有什么事？”
“抱歉，又来打扰你了，有件事想请你帮我回忆一下，上次有人去厂里找罗为民做账，正赶上罗为民休年假去外地看望受资助的孩子，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