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仓健对人是非常非常真诚的。日本人认为他是一个神，在云端，而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士”的精神，那种古典，就是让你忍不住吸一口气起鸡皮疙瘩的感受，真的不是装的。
我拍了20多年电影，不长也不短。其他演员，如果我们让他先收工，先回去休息，很正常，他们高高兴兴就走了。我在云南这样跟高仓健说过，下午6点左右说“您先回去”，到了晚上9点要收工时，天已经黑了，副导演慌慌张张地过来跟我说：“导演，高仓健没走！”为什么没回去？出事了？他说，导演和全体人员都在这儿工作，他不能走。我说让他来这儿休息一下，这儿有水、有椅子，他说怕打搅我们。他一直在山地的拐角下站着，默默看我们工作，不打搅。我们全队上汽车准备走，老爷子远远地给我们鞠躬，他不过来，鞠完躬就走了，70多岁的人，站了3个小时。工作一天了，让他先回去，这算什么？全世界的演员都会觉得这天经地义，他却觉得他不可以，因为导演还在工作、工作人员还在工作。
好多这样的小事情，都不是装的，他的心就是这样，这就是“士”。还有中井贵一，高仓健的弟子，高仓健只要在东京、只要出远门，不管哪一天的航班，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当高仓健到达机场的时候，中井总是远远地给他鞠一躬，不过来，不打搅，远远地送他。高仓健对我也是这样，我每次去日本，每次赶飞机，他会在地下车库，看我的车走，远远地给我鞠躬。我吓一跳，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已经来一个多小时了，他也怕人家认出他，站在地下车库，在一堆车后面，远远地送我。
拍《千里走单骑》时，我让民工小徐给高仓健打伞，他说不要，我说不是照顾他，是怕他被紫外线晒了，跟戏不搭。小徐打了3天伞，老爷子把手表摘下来给了小徐。值钱就不说了，是好几万的表，值钱都是次要的，他就是觉得他不知道要怎样感谢这样一位为他打伞的民工。他说：“你辛苦了。”那表小徐现在还珍藏着，舍不得戴。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所谓“士为知己者亡”，我们在文学上描写的士的情怀全在他身上有体现。
他在奥运会开幕前，专门给我送来一把刀。他们说这把刀跟北京的房子一样贵，是日本国宝级的工匠，用了一年时间锻造的。高仓健悄悄一个人买了机票，不告诉我，一下就到了北京，到了我们的开幕式工作中心，给我送来。他回去以后，东京正下大雪，他又驱车几个小时到郊区的一座寺庙为我祈愿。翻译跟我讲，寺庙那天清场，只为我做法事，老和尚带着一群和尚，高仓健一个人站在那里，整个大殿的和尚都在那儿念经，拴着几万个铃铛，风一吹，叮当响，整个环境特肃穆。一个半小时的祈愿，高仓健来回开了七八个小时的车。这事儿高仓健不让告诉我，是翻译偷偷告诉我的。很多事他不想让你知道，因为不是为了做给你看的。那个和尚是他几十年的老朋友，而且他说那个寺庙是最灵的。祈愿完了以后，高仓健给了我一个牌子，我现在还留着，日文写的是：“祝张艺谋导演奥运开幕式成功。”
关于他，真是有好多细节。我以前跟他没有见过，只是他的粉丝，我们见面以后都互相喜欢，所以就这样对待彼此。所以从这里也可以感受到，电影是桥梁，可以沟通人心。
还有一次，我们俩坐在一个大堂酒吧，远处百米外是大堂，但是这个酒吧里人很少。他看不见外面，我能看见，我跟他在那儿坐了一个多小时，大堂里人来人往，有日本人认出他来了，向酒吧门口走过来，距离有四五十米时，深深鞠一躬就走了，也不惊动我们。就这样，来来回回有四五十人给他深深鞠躬，悄悄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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