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今年最后一天的晨光中醒来，照例先去母亲的卧室。她还没有醒，这几乎是个例外。我站在床前轻轻地喊了两声，母亲睁开眼，看我的眼神有些迷糊。我赶快说：“还早，再睡一会儿。”睡梦能让她忘掉一切——垂危的病体、疼痛和那些尘世的纠缠与烦恼。
我在工作与母亲之间穿梭：一边是工作——互联网的新浪潮，改变旅游行为的新概念，历史人文在旅游过程中的渗透，准确、便携、智能的用户体验;另一边是母亲的疼痛，身体像被撕裂一样的疼，令人心生绝望的疼。面对工作我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虽然有冲突、矛盾、不满，但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属于我的位置，有让我感到被认可、被肯定、被重视的存在感。然而，回到母亲的世界里，对她来说不断重复着关于疼痛的感受，永远都是新鲜的、必要的，她需要我感同身受式的安慰，渴望被我重视，尽管任何形式的安慰都无法真正减轻她的疼痛。
我尽量减少进入她房间的次数，她说话时声带的振动都可能引起肋间神经的疼痛，但只要看到我，她就要说话。她或许只是想让我更充分地理解她，可她不知道的是，她的每一次关于疼痛的表达都只会把我从她身边推开，让我离她更远，因为这种表达每一次都在加强我内心对她的歉疚和对现在局面的无力感。我无法感同身受，我无法代她疼痛，我无法逆转她身体正在衰亡的事实，我甚至无法向她表达我每时每刻的虚无感，以及对自己的不满和失望。我始终没有给母亲她渴望的：一个可爱的外孙，一个令她满意的女婿，一个和睦快乐的家;或者带着她去周游世界、品尝美食，体验所有新鲜浪漫的异国情调;再或者，让她觉得此生因为我而感到生命的圆满;也或许，因为我的存在，让疼痛化为无形，而不是任由她自己与疼痛纠缠、撕扯、抗争，我只是旁观者。
“我不求别的，只要不再让我疼，安安静静地待一天就足够了。”母亲绝望地、近乎哀求地说，但我们都不知道，她该去向谁哀求。
杨宏毅来的时候，已经临近傍晚。因为怕光，母亲要求把卧室的窗帘拉上，这样，突然从外面进来的人，一时间很难适应从炫目的明媚到死寂的幽暗的转变。他是从700公里以外的县城赶来的，前不久，母亲向他要一些吗啡片剂。在省一级的医院里，就算有特需证明，每次也只能由主任级医生开出三片麻醉类止痛药片，不过在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县医院里就没有这么严格的规定。以杨宏毅在那里的级别和权威，他能有更大一些的权限，这次他是来送药和探病的。
四十多年前，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父母响应“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离开了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病房，带着青春的无畏与爱情的甜蜜到了一个离省城700多公里的县城，那时他们才第一次听说这个地名。“那里的茶叶和野生菌都很有名，以后你就经常有好茶喝了。”母亲这样安慰喜欢喝茶和饮酒的外公。有爱人陪着，她一定觉得哪里都是世外桃源，都有良辰美景。举行完简单婚礼的父母在外公外婆无限的担忧中，在老师和同学对他们这种置美好前景于不顾的行为百思不得其解的疑惑中，踏上了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旅程。没有人知道他们将面临怎样的生活环境，只知道那里出产著名的茶叶和上等的野生菌;没有人能预想到他们将展开怎样的人生际遇，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县城医院，一台已经被公认为常规、成熟的手术，都可能是一个新的开端，且身边没有老师、没有权威、没有良好的手术环境。
“那时候，我们心里只想说，在哪里都是当医生，更何况，那里真的需要我们这样的医生。”母亲回忆起这个改变了我们家庭命运的决定时这样对我说，“而且，离开了，我就不用再去同时面对你爸和甄叔叔，分手这件事，我心里一直对他存有愧疚。那时，我们三人在同一家医院，虽然是在三个不同的科室，但总归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一个只享受过瞩目与宠爱的少女在那个只讲革命的年代，当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令她尴尬的局面。母亲回忆说，很多个夜晚，父亲牵着她的手，从医院大门出来，她都能看到门口大树后面晃动着的人影，她当然知道那是谁。她不敢对牵她手的这个人说，更不敢跑过去跟树后面的那个人说“你别等了，我已经属于别人了”。她只是把头低得更低，好像看不到脑袋的身体就能隐藏起所有的事实。父亲从来都是坦然而笃定地往前走，偶尔还说着让母亲忍俊不禁的笑话。这个因为营养不良而显得瘦高羸弱的男人，用他的聪明、刻苦、好学，其实我认为关键还在于他吹拉弹唱的本领和幽默风趣的情调，彻底征服了母亲。而且，他更懂得如何不失时机地把心爱的女孩变为自己的女人，让她连试图逃离的念头都不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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