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记载：没有跪伏迎驾的强制规定
如果说人们对图像史料的解读容易发生偏差，那么我们还可以将图像的证据跟文献的记载相印证。《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记录了宋真宗的一次出巡：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八月，“上观稼北郊，宴射于含芳园。都人望见乘舆，抃跃称万岁”。开封市民看到皇帝的乘舆，只是欢呼雀跃，而不是惶然跪倒。
按历代卤簿仪仗制度，皇帝出行，仪式极为隆重、严肃，但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宋朝君主往往简化了出行的仪仗与仪式，甚至出现“不成体统”的情况。据《文献通考》记载，北宋仁宗朝，“车驾行幸，非郊庙大礼具陈卤簿外，其常日导从，惟前有驾头，后拥伞扇而已，殊无前典所载公卿奉引之盛。其侍从及百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其道中。步辇之后，但以亲事官百余人执挝以殿，谓之禁卫。诸班劲骑，颇与乘舆相远，而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所过有旗亭市楼，垂帘外蔽，士民凭高下瞰，莫为严惮。逻司街使，恬不呵止，威令弛阙，玩习为常”。
如此简陋的皇家仪仗，恐怕还不及后世一个县长下乡视察时之威风。围观皇帝的士庶，非但没有跪伏、回避，还跟随在皇室扈从之后，“夹道驰走，喧呼不禁”;皇帝车驾经过的街路，“士民凭高下瞰”，官方也“不呵止”。
针对这一情况，参知政事宋庠在康定元年奏请朝廷，参照“前代仪注及卤簿令”，订立“乘舆常时出入之仪”。那么这套君主出行的威礼是什么样子的呢？恰好《东京梦华录》里有段记录：“正月十四，车驾幸五岳观、迎祥池”，皇帝车驾出行，当然戒备森严，“驾将至，则围子数重，外有一人捧月样兀子，锦覆于马上。天武官十余人，簇拥扶策，喝曰：‘看驾头！’”警卫人员只是向围观的路人喝令：“圣驾到了，小心！”并无要求百姓跪下迎驾之举。
南宋《武林旧事》也有关于皇帝“四孟驾出”仪仗、官民迎驾礼仪的详录：首先，官府会提前发布通告，“约束居民，不许登高及衩袒观看”。既然说是“不许登高及衩袒观看”，那么只要不是登高、不是袒胸露臂，在警戒线外面，便允许观看。到了祭祀当天，“车驾所经，诸司百官皆结彩门迎驾起居。俟驾头将至，知班行门喝：‘班到排立。’次喝：‘躬身拜，再拜。’（驾回不拜，值雨免拜）。班首奏圣躬万福，唱喏，直身立。龊巷军兵则呼万岁”。并无要求居民跪伏迎驾的记录。诸司百官迎驾，也只是行揖拜礼，且回驾不拜，下雨免礼。
图像与文献互参，让我相信，在宋代，皇帝车驾出行，并无要求庶民、百官跪伏迎驾之强制规定。
那么跪伏恭迎圣驾之习是什么时候兴起的呢？这个问题尚难考证，不过我们可以确知，至迟在清代，皇帝出巡，臣民跪候、跪迎已经是统一的“规定动作”了。因为清代宫廷画师绘制的长卷《康熙帝出巡图》与《乾隆南巡图》中，都有跪迎圣驾的画面，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找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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